有治好白癜风的吗 http://m.39.net/pf/a_7720944.html

通常情况下，人们把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当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际上是生产队）18户农民搞“包干到户”这两件大事，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起始点和里程碑。

实际上，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都曾走在全国前面。但由于种种原因，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却一波三折，起起伏伏地搞了四年。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中央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

小岗队的“大包干”历时3年才被中央正式认可

大量史料记载，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户”，从年开始，到年，一直没有停止，曾先后出现了四波高潮（见本号年11月16日微文《为了“包产到户”，亿万农民拼争了27年》）。-年那一波，历时两年左右，借国家实施政策调整之势，“不同形式的单干”在全国“约占20%，或曰30%左右”。但通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单干风等运动，前三波“包产到户”风潮都被打压下去，一大批干部遭到整肃。

以肥西县山南区和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为代表的第四波“大包干”风潮，主要兴起在安徽，虽然得到省、地、县三级书记的支持，但也历经曲折才成正果。

在小岗人秘密签订分田到户合同之后一个月左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的战略决策，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两大方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但是，由于极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会议上原则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国家农委召开的几次会议及中央下达的文件、《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主基调都是反对包产到户。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调离安徽到国务院任副总理后，安徽省委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家庭联产承包制进行批评指责。

年5月31日，实际上已居于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肯定了安徽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责任制，增加了新政策主张者的砝码。但在当年9月中旬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地方大员仍然持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75号文件”）把两种意见都吸纳进来。文件规定，“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虽然这仅仅是政策上开了一个小口子，但积蓄太久的冲击力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家庭承包席卷全国，不仅限于贫困落后地区。

又经过一年多的争论，到年1月，万里主持制定、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年一号文件终于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由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获得同其他形式生产责任制同等地位，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意愿自主选择。

黑龙江的“包工到组”与“联产到组”

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速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25项政策和措施。虽然仍强调“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但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随后，黑龙江省制定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暂行补充规定（试行稿）》，肯定了生产责任制的必要性，允许一些贫困队试行包干到组，联产计酬。

嫩江地区的富裕县和绥化地区的肇源县，于年率先在全省范围内搞起“统一管理，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

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再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文章，批判包产到组是一种倒退。这在全省上下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由于上述两个地区的领导，对来自上面的压力采取不同的态度，最终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肇源县当时推出了个生产队进行包产到组的试验。省委主管农业的领导认为肇源县的做法架空了生产队，削弱集体经济，表示不赞成。肇源县委进行研究和思考后，认为自己的做法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绥化地委书记包琮表示支持，结果，坚持没变。到秋天，肇源全县遭受严重伏旱、虫灾、大风等自然灾害，粮食比上年减产，但试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16.3%。平均亩产由上年的斤，提高到斤。

富裕县的试点，却因为本来同意他们试点的地委领导见省委领导不支持，转而态度暧昧。县委领导在各种压力面前，也采取消极态度，结果，作业组散的散，并的并，退回到大帮哄状态。

年夏，省委办公厅和省农办分别派出调查组到肇源、富裕、龙江、杜蒙四县调查，尽管调查地点相同，但却得出相反结论。办公厅调查组总结包产到组五大好处，省农办调查组却概括了包产到组有六大害处。汇报会上，双方热烈争论。最后，省委书记杨易辰总结，表示要大力提倡和推行肇州县永胜公社“包工到组，责任到人，定额记工，按质奖惩”的田间生产责任制。同时，扩大联系产量责任制。但不能大撒手，年我们要在加强领导的前提下，主要集中在薄弱队、贫困队范围内试行联产责任制。

这实际上等于只提倡“包工到组”，限制“联产到组”。

因为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对“联产到组”是普遍欢迎的。所以，从年春天开始，全省一些生产队，冲破了省委规定的试行范围（薄弱队贫困队）。肇源、庆安、尚志等县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达半数以上。秋后，绝大多数都有显著成效。

“阳关道”与“独木桥”

年7月，国家农委召开东北商品粮基地座谈会，会议认为黑龙江省发展农业条件好，在制定农村政策时不要盲目学别人，应抓住机械化，坚持现代化大农业方向。据说，这就是所谓“阳关道”。

9月中旬，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参加。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争论很激烈。黑龙江、吉林、浙江、山西等省主张继续走“人民公社”这条“阳关道”，不要走包产到户的“独木桥”。贵州省委书记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年9月下旬，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农业机械化和开荒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谈了“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他说，我们一直反对“一刀切”，我们更反对不从我们的特点出发，看人家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也要照样去搞这样的“一刀切”……中央有领导说，东北主要是黑龙江，一般不要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我们和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

全省农业机械化和开荒会议刚结束，中共中央便下发了75号文件，允许边远落后地区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黑龙江省基层干部和农民受此影响，要求省委对省内的各种责任制表明支持态度。

但不久，《人民日报》于11月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用肯定的语气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说成农业发展的“独木桥”。

11月中旬，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全省党代会上，就“阳关道”和“独木桥”作了说明。他说，农村部分社队干部出现模糊认识，认为75号文件是政策放宽，谁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错误的，文件的精神实质是巩固壮大集体经济……为了调动积极性，搞责任制，而把集体经济越缩越小，甚至缩到一家一户，就会破坏集体经济，这就是一种倒退……在中央开会时，有些同志羡慕我们有这样好的条件，有的人说我们走的是“阳关道”，他们那里只能走“独木桥”。各自从自己的条件出发，我们为什么要放弃“阳关道”不去走，偏要学那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地方去走“独木桥”呢？

省委主要领导一锤定音，省委农工部内出现的争论也暂时停止了。

“联产到劳”冲破限制

农民不满足“联产到组”，一些贫困队明里暗里搞起了“联产到劳”或“包干到户”，起步较早的是富裕县忠厚公社。

忠厚公社是全省有名的“三靠社”。全社11个大队，59个小队，户，口人，个劳力，10.14万亩耕地，49台拖拉机。虽然人均耕地6.8亩，但因管理不善，连年吃国家返销粮，从年到年4年间，共吃返销粮万斤，花救济费34万元，欠贷款万元，平均每个生产队欠款4.4万元，户均负债元。

年，多数生产队都实行联产计酬或包产到组，只有一个生产队实行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统一经营”，就是生产队统一安排种植计划和其它生产建设计划，统一调配使用畜力，统一安排投资和生产资料管理使用，统一收益分配。“联产到劳”，就是生产队的各种经营项目，种植的作物，都按照各尽所能的原则，直接承包给该队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对承包的土地和作物，采取定工定产计酬的办法，粮食超产部分，实行三七分成，生产队得三，承包者得七，粮归队钱归己；减产部分，承包者赔七，从分配中扣钱。经济作物实行全奖全赔。实行一年，这个生产队取得十分显著成绩。

年，忠厚公社又有22个生产队实行联产到劳。这些生产队当年就甩掉了“三靠队”的帽子，取得显著成效：（一）收入增加，特别是经济作物，收入比上年增加67%；（二）对国家贡献增加，交商品粮万斤，交甜菜万斤，比上年增加两倍；（三）人均收入由上年的76元增加到96元，人均口粮斤（返销标准应该是斤）；（四）提留公共积累23万元。这些都是多年见不到的景象。

虽然省里反对联产到劳和包干到户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但尝到甜头的农民不想退回来。年，忠厚公社除一个生产队外，58个生产队全都实行“联产到劳”，效果很好。

杜蒙县富岗子公社文洼沟大队第六生产队也在“顶风上”。这个生产队很穷。社员编的顺口溜说：“小六队真可怜，一年才分六分钱，队长见队长，票子卡卡响（指贪占），社员见社员，你难我也难。你难无钱买火柴，我难无钱买咸盐。”年小六队实行口粮田和责任田挂钩的办法，把口粮田按人平均分配，剩下的集体田按劳力承包，归户计算，定工定产，全奖全罚。实行一年，就初步改变了贫困落后面貌。集体收入，年元，年元，增加了3.2倍；年每人倒找35元，年人均收入元；年吃返销粮40万斤，年自给有余，每人斤，还卖给国家5万斤绿豆，结束了18年吃返销粮的历史。年贷款6万元，年在留足两年生产费的情况下，一分贷款不要。

年春，省委农工部到小六队调查，副部长雪浪同志感受到，合作化以来，社员的自留地总比生产队的地种得好，多产粮，这就是个责任心的问题。三中全会后各地试行了各种责任制，但最能解决问题的见效最快最好的，是联产到劳。调查组向省委写出调查报告，用大量事实，说明联产到劳的成效。

这时，国务院转发了河南省委书记张劲夫关于“联产到劳”普遍适用于河南省的报告。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看到后，说“联产到劳责任制，在我们这里也可以推广”。接着，《黑龙江日报》发表了赞扬“联产到劳”的文章。人们看到省委放宽了限制，于是放开胆子，公开试验。到年底统计，全省农村试行“联产到劳”的生产队，已经达到总数的50%。

“包干到户”阻力更大

从年起，黑龙江省部分地区的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的经验鼓舞下，自发搞起了“包干到户”。

第一个带头冲击的是杜蒙县一心公社勇敢二队。这是全县最穷的生产队之一。号称七无：钱无一分，草无一根，粮无一粒，麻无一纰、无队长、无队房、人无信心。全队原有27户人家，因为嫌这里穷，先后搬走了8户，在实行包干到户之前只剩19户了。社员欠集体债务共4.1万元；生产队欠国家6.7万元。年靠国家贷款2万元，勉强搞生产，秋收时，亩产8斤粮（实际不止这些，由于管理不善损失了一些），劳日值为负数，干活的比不干活的欠钱还多。

这个队原有耕畜20头，由于管理不善，先后死了11头，春耕时，政府给贷款买了6头牲口，才把0多亩地种上，哪想到秋打这点粮食，队长觉得没面子，辞职不干了，生产队管理更加混乱。那些牲口既无饲草又无饲料，只好上交到大队，可大队也没人管，只好马放南山，因无人喂料饮水，马渴急了就用蹄子刨冰块，有些社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便出面与大队商量，结果把16头牲口（12匹马，4头牛）分别作价，然后包给各户进行饲养。大队一个干部对他们说，关里不是搞包产到户了吗？你们穷到这份上，也可以试试么！这句话燃起了群众心头的希望之火，他们自动组成了4个组，准备把耕地一部分平均分配给个人，解决口粮问题；耕地另一部分按劳力进行分配，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剩下4户（教员、职工和五保户）人家，一组一户，负责供应其口粮和烧柴。

杜蒙县委听说后，明确表态，反对他们的做法，责令他们赶快把牲畜收回，并表示不准搞分田到户。勇敢大队的干部不敢公开抵制县委，搞了个变通办法。他们告诉县委，目前集体没有草料，只能分户饲养，等来年春天青草长出来，就收回来，暗地里却继续搞包产到户。不久，由省委农工部组成的考察团会同县委书记联合到这个生产队考察。临上车前，县委书记还说，牲畜无论如何不能放到社员手里。但考察后，态度发生了变化。

勇敢二队本来是个富有的地方，土质虽不太好，但靠县城边，可以得到很多肥料，在互助组、初级社时，农副业收入很高。这里还有大片草原，是个半农半牧区，牛羊成群。后来，由于干活大帮轰，分配一拉平，社员积极性受到挫伤。年大跃进和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先后割了两次“资本主义尾巴”，把牛羊割光了，多种经营砍掉了，社员自留地也缩小到“前到酱栏子，后到房檐子”。十年纹割期间，更是以粮为纲，各业砍光，强制种玉米，串不开茬，导致庄稼病虫害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低。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下，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政策年年变，领导班子一年换几任，就这样越来越穷。县委书记听汇报后也承认，这个生产队的情况就是左倾路线造成的。

在一个外号叫“韩先杵”的社员家，夫妻争先恐后地说“我们想出一个富路子，就是分田到户，大包干，每亩地交四元五角钱，其它问题生产队就不用管了”。他们夫妻接着给考察团算了一笔账，他家六口人，两个劳动力，如果按人或按劳力分田，至少可以分到60亩地，其中20亩种谷子、苞米或杂粮就够用了，另外40亩至少可以打粮斤，除留足饲料、种子外，还可以向国家卖——斤粮，如果种经济作物收入就更多了。考察团的人问他们是否有把握打这么多粮食，他们指了指屋子里的玉米囤子说，“去年（年），我家自留地1条垅就打5斗，还不到1亩的3条垅就收这么多玉米，要是60亩地，该打多少粮啊。”

社员们向考察团的人反映：“反正现在是两条路，一条是我们想用的办法你们如果同意，马上就签合同，完不成任务，我们负法律责任，就是塞在笆篱子，也没怨言。另一条办法，就是再归在一起混大锅饭吃，也就是像去年那样，国家再给2万元贷款，我们继续吃返销粮”。当考察团问，如果按你们的办法，还要不要贷款和返销粮？大家齐声回答，“不用了，用去年园田里的粮食足以维持到吃青，只需政府给每头牲口贷给斤饲料，斤谷草，全队合计需要元贷款，斤饲料粮就可以解决问题。”又问，“所缺的种子、绳套、梨铧怎么办？”他们笑笑说，“各家凑一些就行了，实在不行，用捆柴禾绳子也能套出犁杖把地种上。”考察团逐个看了分到各户喂养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但没有病，没有死，而且都很肥壮，膘头达到七成以上，这是在考察团走过的生产队集体喂养的马圈里很少见到的膘头。

针对这种情况，考察团领导经过研究，同意勇敢二队实行“大包干”。这在全省，具有破冰意义。

嘉荫县和五常县沙河子镇的包干到户也经历了曲折。

嘉荫县地处黑龙江畔，全县人口仅3.2万多人，耕地42万亩，人均占有13亩。全县有大中型农机具0台（件），总马力为2.65万马力，每马力负担耕地12亩。但是，多年来，僵化的管理体制，单一的粮食生产，把农民捆在一起吃大锅饭，使得全县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处于“三靠”状态。对这些生产队，国家年年扶持，可一直没扶持起来，成了填不满的穷坑，许多人为了生活，逃到他处寻找出路。

年，在县委默许下，红光、保兴、向阳、沪嘉等公社，共有14个贫困队实行了包干到户，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0%左右。在春寒料峭的气候下，这些生产队却不敢对外公开宣讲，而是谎称“联产到劳”，以应付上面检查。

年，上头儿限制放松，这里的“包干制”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

由于土地承包比较匆忙，个别生产队出现社员哄抢、破坏集体财产事件。本来，对地多、农具多、人少的地方，要不要包产到户，就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下，反对者抓住了口实。

年初，伊春市公安局用“4号简报”，向省公安厅反映了嘉荫县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出现的问题，省公安厅又用第16期《情况反映》予以转发。2月初，省委主要领导作出“整顿领导班子”的严厉批示。

按省委领导指示，由省农工部一位副部长带领农工部、公安厅、粮食厅的同志组成调查组，与伊春市副市长带队的调查组一起，于2月中旬到3月中旬，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全县9个公社30多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嘉荫县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出现的问题是严重的，主要是“双包”搞的过多，有些不该搞双包的也搞了。有的队名为双包实为单干。为此，调查组提出了以整顿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整顿任务。根据省委调查组意见，伊春市委又组织了由组织部、农业办、农业局、民政局、公安局为主要领导人带队的20余人的蹲点调查组，对嘉荫县全面整顿、综合治理，缩小了推行双包责任制的范围，只限制在贫困队实行。当年得到允许包干到户的有62个队，占总数47%。同时，改组了县委、县政府两个领导班子。

但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调查组内就有人认为，嘉荫推行责任制方向是对的，虽然在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甚至有的问题是严重的，但并不在责任制本身，而是认识迟、起步晚，领导缺乏经验造成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完善责任制来解决，不能用行政手段控制某种责任制的比例。县社干部多数持此看法。沪嘉公社党委书记李玉国说“我宁可丢官，也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整顿进行一年，两种思想斗争也进行了一年。到了秋天，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有的一年面貌大变，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有的一步登天，挤进了富裕队行列。沪嘉公社，包干到户前一年全社吃返销粮50多万斤，包干当年，除留足口粮外，还向国家交余粮38万斤。人均收入由23元上升到元。在事实面前，赞成包干到户的谈笑风生；反对包干到户的开始认真思索。11月份，伊春市委农工部到沪嘉公社调查，向省、市委写出肯定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

年初，省委取消了对家庭承包制的限制，嘉荫县全县实行了“大包干”。当年，粮食总产达万斤，比联产承包前增长77%；农业总产值万元，比联产承包前增长1.8倍；农民人均收入元，比联产承包前增长2.3倍。同年相比，粮食产量、商品量、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均翻了一番，进入全国个翻身县的行列。

五常县沙河子镇共15个大队，54个自然屯，农业人口2.88万，耕地面积7万亩，森林面积万亩，草原荒原6.6万亩，水面面积5.3万亩，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长期以来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年到年10年间，全镇粮食平均亩产一直在斤左右。人均收入只有50元上下。全镇欠国家贷款万元；农民欠集体万元，户均欠款元。全镇90个生产队，每个队都吃返销粮，10年累计吨，户均吃返销粮斤。年，虽是正常年景，但全镇粮食平均亩产只有斤，人均收入仅29.3元，其中有27个队入不抵出。全镇向国家卖粮57吨，有76个生产队吃返销粮吨，成了“三靠”镇。

年中央75号文件下达，给沙河镇农民带来希望，大小队干部和农民纷纷提出包干到户要求。双龙大队二队，连续8年没有分红，人均收入只有几角钱。群众眼含热泪向领导要求包干到户。磨盘山大队老支书梁海楼一再向党委表示，“赶紧分开吧，要让分开，出了问题，我拿党票担保”。

党委书记郎洪学说，“我宁可丢掉乌纱帽，也要按中央75号文件落实大包干责任制”。县委领导听了汇报后，表示支持。年10月，沙河镇先在4个生产队试点，仅一个月时间，99个生产队中，就有81个落实了家庭承包制。

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多方争议。有人指责，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是倒退；“沙河子这下搞糟了”；“30年前共产党领导我们分地主的地，这回我们又分共产党的地”。在压力面前，沙河子镇党委没有低头。总结了大包干的有三条优点，并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制度，实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归自己的”分配制度。

大包干后，老少齐出动。蛤蜊河子一队，32户，口人，以前干活只有32人，现在出勤87人。干部们反映，现在是“钟不用敲了，架不吵了，干活不用找了”。社员们激动地说“地联产，产联心，庄稼成了亲儿孙”。同时农民普遍感到地不够种了，全镇掀起开荒高潮。仅一个冬季，全镇开荒亩，其中水田亩，最多的一家就开了21亩。全镇平均每户开了1亩。

大包干头一年，全镇总产由上一年的万斤增加到万斤，增长74%；向国家卖粮吨，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年大包干得到完善，在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总产仍达到万斤，比上年增29%。全镇向国家卖粮0吨，比上年增长1倍。

过去，费九牛二虎之力，庄稼也侍弄不好。包干后，家家都能腾出手来搞副业。年全镇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收入万元，户均收入元。磨盘山大队户，多种经营收入0元以上的就有户。

随着成绩的显露和形势的变化，沙河子镇的做法终于得到省地县的肯定。党委书记郎洪学在年在省直机关干部和省委党校干部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沙河子镇成了先进典型。

终于“开闸放水”

在事实面前，许多领导同志对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态度，由反对、怀疑，转为赞同和支持。

年底，省委副书记陈俊生按照省委部署，带队到嫩江地区5县进行调查，向省委提交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肯定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出了今后完善意见。同时，农工部长王玉生带队到河南、安徽考察，回来后向省委汇报，突出反映了包干到户的优点。

年1月，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省委书记杨易辰发表讲话。他说：最近我听说下面有个说法，叫做“中央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顶门杠?，当然指省委了”。他接着做了解释，强调了省委是从实际出发，然后说看到调查报告和考察报告，认识有了提高，对“包干到户”理解不一样了：（1）不是平均分田到户而同集体没有关系；（2）承包到户不是取消统一经营，而是越来越强调加强统一经营；（3）承包到户不是不要干部，而是非加强领导不可。

尽管他的解释有些牵强，但最后毕竟表示：在几统一的前提下，不再分哪种形式是提倡的，哪种形式是允许的……无论哪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只要群众愿意，都要有领导的实行。

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热烈欢迎省委的态度，他们把这个决策叫做“开闸放水”。这是黑龙江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重大转折。

年2月，全省落实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占总队数的95%以上，其中，包干到户占73%；专业承包、包干分配占7%。农机队（组）承包和机、劳分包占5%，联产到劳占10%。此外，还有4%的生产队继续实行小段包工、联质计酬。当年10月，全省实行各种形式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总数97.4%，其中包干到户占87.1%。

至此，在黑龙江省存续25年的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精神，全省进行了政社分开的改革，取消原来的人民公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乡（或镇）政府；取消生产大队，建立了村民委员会。

包干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压抑多年的生产积极性。年，尽管全省持续低温、多雨、寡照，遇到历史上少有的自然灾害，但总播种面积增加了万亩，粮豆薯总产突破亿大关，达到万吨，比年增加34.7%。人均产粮公斤，比年增加42.7%。平均亩产实现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4年，实现万吨，比上年增加15.7%。5年，受灾严重，总产降至万吨。6年，再增至万吨。农民收入增幅更大。人民公社20年间，全省农民人均从“集体”获得的收入，一直在60——70多元徘徊，最高只有元。包干到户以后，人均收入成番论倍增长。4年，达到元，5年略有下降，实现元，6年，实现元。黑土地上的庄稼汉，终于摆脱了多年的贫困，实现了温饱。

资料来源：

《黑龙江农业合作史》；

《当代黑龙江简史》；

《黑龙江省农业志》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赵树凯：《万里与农村改革》，（中国经济新闻网年7月23日）；

赵树凯：《家庭承包制政策过程再探讨》，（《中国乡村发现》，年9月7日）；

胡安全：《当代中国家庭承包的历史逻辑》，（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年第3期）you

本号部分文章（点击题目即可阅读）

为了“包产到户”，亿万农民拼争了27年

用钱砸出来的“塘约经验”被吹成“塘约道路”，危害不可低估！

拙著《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因说真话而热销

农民思想家杨伟名的惊世预言

本号：直面热点，官话实说；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