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战争中的实力对比，人们往往会想起兵力、武器、钢铁、石油等等，殊不知，食物也是战争中的重要资源，而且往往比武器更重要。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倍于日军，这其中有诸多方面的问题，而食物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军队和日军吃的都是什么

　　明治维新之后，日军也开始现代化。年的牡丹社事件是日本建立新军后第一次对外用兵，当时入侵台湾的日军战斗部队有人，而负责后勤供应的则有多人。不过吃饭的事不是人多就管用的，当时日军的口粮就是用竹叶包上一个饭团、一点腌菜和盐，做成一个便当，每个士兵一天的口粮是克大米。当时中国海军还强于日本，拥有制海权，日军难以从本土补给，由于口粮单一又缺医少药，日军病死人，日本官方由此认识到军队食物供给的重要性。6年后的西南战争中，日军的口粮中就有了英式饼干、鱼干和牛肉罐头。这些食物虽然能迅速补充热量消耗，但口感可就不怎么样了。比如说鱼干，采用日本传统做法，高度脱水，硬得像石头一样，必须用刀切碎才能吃。有时任务紧急，必须边走边吃，士兵们就只能冒着把牙崩掉的危险硬啃。

　　到了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单兵一天的口粮为干米饭克或者饼干克、一个克的牛肉罐头或者鳟鱼罐头、还有干蔬菜、腌鱼、鱼干、干萝卜丝、福神渍、干海带、酱油、味增、清酒等。

　　此时日本虽然是世界强国之一，但是把财力都集中在了军备上，平民很穷，平时只能吃只吃杂粮饭和萝卜，在过年过节才舍得吃糙米饭和鱼肉，至于鲜肉、鸡蛋和精米，那几乎可以算奢侈品了。而日本士兵的伙食标准远高于平民，米饭管够，每天都有肉吃，副食也非常丰富。每天也是早中晚三顿主食都是米饭，早饭一般吃腌菜，午饭和晚饭则吃鲜肉、鸡蛋或者罐头肉。而当时日本国内最好的工厂给工人吃的就是腌菜、味增、蔬菜。一周仅有四顿饭有荤腥，也只是豆腐猪肉汤、咸鱼、鱼干之类的。

　　年4月15日，日本陆军发布了《军人战时给予规则细则改正》，根据在中国的实际作战经验提高了士兵伙食标准。日军每天的基本食物配给为：精米克、精麦克、鲜肉克、蔬菜克、泽庵60克、酱油80毫升、味增75克、盐5克、砂糖20克、茶叶3克、清酒毫升或甜食克或香烟20支。战斗期间的特殊定量为：精米克、饼干或压缩干粮克、罐头肉克或干肉60克、干菜克、梅干或福神渍45克、酱油粉30克或浓缩酱油40克、味增粉30克、盐5克、砂糖20克、茶叶3克、营养食品45克、清酒毫升或甜食克或香烟20支。

　　可以看出，日军的伙食定量中主食和肉类都非常充足，还有腌菜、味增、甜食这些符合日本人口味的副食，完全可以满足士兵对热量、维生素、蛋白质的需要，而且虽然学习西方军队但不照搬，符合日本人的饮食习惯，让士兵吃得可口。

　　精米就是精磨后的精白大米，是指去掉糠皮和糊粉层的大米。日本古代粮食产量不高，而且种出来的大米大部分都被武士收走了。普通农民平时只能吃粗粮，即便后来粮食产量提高了，也只能吃只舂过一次的糙米，舍不得吃精米。糙米的味道比精米自然差得远了，但能让老百姓用更低的成本填饱肚子。能够吃舂过两三次的精米的只有少数贵族、大名、高级武士。百姓称精米为“银舍利子”。只在接待客人或者重要宴席的时候少吃一点。在日本人看来，精米是最好的食物，也是身份的象征。但是，由于大名们长期吃精米，吃不到糙米中富含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因此有很多得了脚气。当时并没有维生素这个概念，脚气极难医治，甚至有大名因此丧命。

　　明治维新后日本集中力量发展军备，给士兵吃的自然是精米，于是麻烦也就来了。甲午战争中病死的日军有五分之一是死于假期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参战的2万日军有多人因脚气不能作战。当日本人学到西方医学中关于脚气的知识之后，日本军方恍然大悟，想让士兵们改吃糙米。但是日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表示，精米做饭省水，易于长期存放，最重要的是好吃，大家当兵说是为了效忠天皇，其实还不是冲着吃大米来的。看着这帮吃货为了大米闹事，日本军部无可奈何，之好把原本每人每天克精米改成克精米和克精麦，用大麦中的维生素防止脚气。

　　在事变之前，日军的饼干完全模仿美军，连原料都是从美国进口，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大量将这种饼干配发部队。但是这种饼干容易吸收水分，日军士兵大量吃饼干导致口渴，但又常常找不到干净的水源，导致战斗力大减。当时中国的公路路况很差，运输过程中的颠簸会把饼干震成碎块。再加上这些饼干一沾水就会被泡成面糊，正常吃又口感极差，如同嚼蜡，日军士兵对这种饼干抱怨连连。

　　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进口欧洲面粉，改良烘烤工艺，在烤制饼干的时候还加入了芝麻、米粉、土豆粉等材料，适应日本人的口味。这之后，日军配发的饼干每块克左右，6块就能作为一天的主食，60块装成一铁箱。不过日本士兵还是不怎么爱吃，能吃米饭就吃米饭

　　日军的压缩干粮是年正式定型的，研发时间长达7年。主要原料是脱水膨化糙米，由普通糙米压榨膨化制成，易于保存和食用，无需再次烧煮，淀粉含量高的。然而问题是这种东西极其难吃，没有任何味道，如果不蘸着调料、搭配着其他副食吃，根本难以下咽，日军士兵只有在十分饥饿，不得不吃的时候才会去吃它。

　　由于东亚人的饮食不像西方人那样高油高脂肪，所以日军研发了营养口粮，用于大量补充热量。日军的营养口粮有很多种，原料大体相同，用奶粉、酵母、麦芽糖、葡萄糖压制而成。以1号营养口粮为例，它添加了可可粉和食用椰子油，每块仅重8克，热量却高达卡，一天吃10块就足以满足任何的热量消耗。

　　日军食用的肉类包括鲜肉、罐头肉和干肉，也包括鸡蛋。驻华日军食用的鲜肉全都来自中国，在日占区，日军最主要的鲜肉来源就是抢劫中国农民饲养的牛、猪、羊、鸡、鸭等牲畜。除非他们驻扎的地方实在过于贫穷，当地老百姓连饭也吃不上，根本没有牲畜可抢，但是其他临近的日占区会运送鲜肉过来，因为总有抢得到肉的地方。在伪占区，日军不方便直接抢劫，便用军票强行购买，但是军票的贬值速度惊人，还没有手纸值钱。

　　一旦进入中国军队控制区，日军要提防中国军队的袭击，便无法随心所欲地下乡抢劫，于是就用罐头肉替代鲜肉。罐头肉易于保存和运输，虽然口感较差，但是高热量高蛋白质。日军在西南战争之后就大量购买本国产和外国产的牛肉罐头，主要还是从美国进口。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军就用2.5万日元从美国紧急进口了一批牛肉罐头。但是，日军士兵非常不喜欢美国的牛肉罐头的口味，因此后来日军就配发日本产的牛肉罐头。日本人的口味偏甜，在牛肉罐头中加入土豆、牛蒡、胡萝卜，并且放入少许砂糖和酱油调味。由于牛肉罐头的生产量有限，几乎全都用来供应部队，普通百姓根本吃不到。日军还供应其他罐头，比如兔肉、马肉、鱼肉等。一般一个罐头内有肉克，是一名士兵的单天供给量。

　　日本陆军使用的干肉主要是三种：牛肉、兔肉和马肉。马肉口感比较硬，日军士兵不爱吃，于是日军在年取消了马肉，增加了鲸鱼肉、沙丁鱼肉、鳕鱼肉、乌贼肉这四种符合日本人口味的海味肉。这些干肉都是30克一份，每份是一餐的分量，用防水纸包装，一箱装块。

　　日军所吃鸡蛋的补充方式也和鲜肉一样靠抢劫，生鸡蛋不方便运输，一般都煮成熟鸡蛋，每个士兵携带几个。

　　新鲜蔬菜的来源也是靠抢。要进攻中国军队控制区时，日军辎重兵会携带比较易于保存和运输的蔬菜，最多够吃一周，之后就要靠后方辎重部队把新鲜蔬菜送上前线。制作蔬菜罐头的困难很大，主要是蔬菜一旦进行高温杀菌处理就会变成蔬菜烂汤。可如果不高温杀菌，虽然口感较好，但保质期就大大缩短。中国军队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大体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也没有在二战期间就搞出蔬菜罐头来，除了新鲜蔬菜，日军主要吃泽庵类腌菜、梅干、福神渍和干菜。

　　干菜就是完全脱水的蔬菜，比新鲜蔬菜体积小，重量轻，运输和食用方便，保存时间长，而缺点是口感太差，。日军的干菜用味增汁调味后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再次煮食。干菜包括菠菜、小白菜、萝卜、白菜、牛蒡、茄子、马铃薯、胡萝卜、香菇、藕、裙带菜、甘薯等十多种，这种干菜有些类似于今天方便面中的那种干蔬菜。卢沟桥事变之后，又增加了干萝卜丝、干海带、干豆、干葫芦丝、干豆腐等11种之多，这些东西更容易保存。

　　泽庵其实就是腌萝卜，用米糖等腌制。其实泽庵是人名，他是江户时代一位名叫泽庵宗彭的临济宗僧侣，曾任京都禅宗寺院大德寺的住持。据说泽庵渍这种用米糠、盐水腌制酱菜的酱菜制法是他发明的，但这只是一种民间传说而已。其实泽庵同中国福建的黄土萝卜腌菜非常相似，一般认为是从中国福建传到日本的。泽庵是用晒干的白萝卜或者黄萝卜加上食盐与米糖等物腌制的，同中国的腌菜一样，一般需要3个月才能腌制完成。同中国的腌萝卜不同，泽庵中由于使用米糖，所以有一定的甜味，符合日本人的口味。日本人对于泽庵的态度并不是仅仅当做腌菜而已，在当年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中，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日本皇室，泽庵或者其他腌菜几乎是必备的餐桌副食品。日本人对腌菜有很深厚的感情，是代表着日本、故乡及母亲的温暖味道。

　　福神渍属于日式腌菜的一种，是东京上野渍物老铺酒悦第十五代主人于明治十九年发明的。据说使用了萝卜、茄子、劈刀豆、藕、瓜、紫苏、芜菁七种蔬菜，于是用关谷中七福神的名字命名。制作方法是将七种蔬菜切成碎片后，用酱油、砂糖、味醂腌成大众酱菜。

　　梅干也就是盐渍黄梅，是日本传统的咸菜食品，对日本人来说，咸黄梅就像以前中国人过冬必吃的大白菜一样是每家必备的东西。到了梅雨季节，各个家庭与食品工厂就开始生产梅干，当时的外国记者说：“整个日本都弥漫着一股梅子香味。”梅树的原产地是中国长江的中游和湖北省的山岳地带，遣唐使从中国把梅子带到日本。最初梅子在日本作为汉方药物使用，并不是作为食物，传说村上天皇的病就是用梅干治好的。到了室町时代，梅干成为一种副食，战国前三杰之一的越后之龙上杉谦信就极为爱吃梅干。到了江户时代，日本普通老百姓大量制作和食用梅干。梅干除了可以调味以外，更有很好的保健和解毒作用，深受日本人的喜爱。梅干除了调味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脚气病，因为梅干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后来日军在太平洋和缅甸作战时食物紧张，往往只能用梅干下饭，由于米饭中间放一个梅干的样子很像日本国旗，日军把这种白饭加梅干的饭食叫做“日之丸便当”，据说这种吃法也是上杉谦信发明的。

　　味噌是一种调味品，其实就是日式大豆酱，以营养丰富味道独特而风靡日本。味噌最早还是发源于中国，它是豆类通过霉菌繁殖发酵而制成的，同中国的豆瓣酱、黄豆酱、豆豉等非常相似，传说是由唐朝鉴真和尚传到日本的。年，文武天皇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就提到公卿中负责食物供应的大膳卿的职责有制作豉和酱，日本人的酱指从朝鲜学到的高丽酱，而豉的做法则是从中国学来的，也叫唐酱。战国时代，味噌基本都是军中使用，前文说爱吃梅干的上杉谦信也有吃味噌的爱好，拿大酱当零食吃，可见口味有多重，常年高盐高油的饮食习惯加上酗酒，导致上杉谦信49岁就死于脑溢血。后来的奥州之龙伊达政宗也是吃味噌的行家，伊达家的仙台味噌名冠日本。日本人离不开味噌，因为每个母亲制作味噌的方法都有少许不同，所以远在海外的日本人都以怀恋味噌的味道来表示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在日本，主要以味噌汤的方式食用味噌，此外在蒸鱼、肉、蔬菜时加入味噌、糖、醋等拌和的调味料，能使菜的味道更鲜美，经常食用有利于身体健康。味噌中含有较多的蛋白质、脂肪、糖类以及铁、钙、锌、维生素B1、B2和尼克酸等营养物质。日本人对味噌的喜爱程度可以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如果缺少味噌，日本料理的风味会逊色不少。日本面条每年销售在亿份以上，其中至少有50%是味噌风味。当时日本的调味品市场有着世界各地的调味料，但味噌对日本人而言是不可缺少的。由于味增每天都要消耗不少，日军野战部队一般以70公斤一桶来运输。在最前线由于方便运输，则采用15公斤的小桶，一个辎重兵就可以扛动了。日军也装备一些可以速溶的味噌粉，一线激战时使用。这种粉用防水纸包装，每包分量为30克，正好是一天的分量，可以由单兵自己带着，这样携带和煮食都方便得多。除此以外，还制作了块状味噌、罐头装味噌等，以应对各种作战情况。

　　酱油也是日本人每餐必备的调味料。真正的液体状的酱油出现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中，称作“酱清”、“豆酱清”、“酱汁”、“清酱”。在公元年以后，中国酿造酱油技术由鉴真大师传入日本。日本酱油同中国酱油一样，都是使用大豆（或脱脂大豆），小麦（或麸皮）为原料酿造，是标准的酿造酱油，对人体不但没有危害，反而会有很多营养补充。日本酿造酱油的周期比较长，一般在6个月以上。日本人的口味是比较淡的，所以酱油作为日本人主要的调味料之一，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战时酱油使用15.5公斤的大桶装盛，由于携带的原因，酱油也制作出了酱油粉和所谓浓缩酱油。酱油粉又称粉末酱油，是以鲜酱油为基本原料，添加其它辅料，利用原料风味的相乘作用通过调香、调色、调鲜，喷雾干燥而成的一种固体酱油。酱油粉采用罐头包装，里面一般装有4袋克酱油粉，或者5袋克酱油粉。浓缩酱油是固体酱油，也是以罐头装盛，每个罐头重克，一箱装32罐。因为罐装易携带，它是一线作战时候主要使用的酱油。食用时候，只要用水化开就成为液态酱油。

　　盐无需多说，人每天都要吃盐，体内如果缺盐。不要说打仗，就连日常走路也难。第五次围剿期间，蒋介石利用碉堡封锁线严格控制对中央苏区的盐的运输，最终导致苏区严重缺盐，连周恩来都昏倒过去。盐本来是粉末状，日军为了运输，也把盐制作成方块状，每块重10克，是两天的用量。

　　以上说的都是日军作战时候的口粮。如果在日军的驻扎地，他们的伙食就很丰盛了，因为守着周围的村庄，什么都抢得到，日军在驻扎地一般有食堂，以中队为单位集体进餐。主食有米麦饭、栗饭、什锦饭、牛肉饭、福神渍饭、红薯饭、小豆饭、豆腐拌饭等，汤也有20多种，包括味增汁、青菜汤、蛤蜊青菜汤、白菜豆腐汤、鲤鱼汤、尊鱼汤、鳕鱼海带汤、萨摩汤、葛汁汤、吴汁汤等。另外还有几十种炖菜、几十种烧烤菜，以及花样众多的油煎菜、凉拌菜、酱菜、西式菜、病号菜。除了日常伙食供给以外，日军中队、大队的驻扎地全部都有军用小商店，出售各种罐头、啤酒、饮料、甜食、糖果、糕点。购买这些的以士兵居多，因为日本传统观念认为军官不能贪图享受。所以军官不能经常购买超过普通士兵标准的东西，如果买多了就会被同僚瞧不起。不过日军军官生活远远比普通士兵要好，有的甚至还包养了当地的日本妓女，有的还由伪军出面做生意。

　　日本海军军官早餐吃鱼干、海苔、味增汤、腌酱菜、米饭（日本人只在生病时吃粥），如果有人想吃西式早餐，也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告诉勤务兵准备咖啡、麦片粥之类的英式早餐，有留洋经验的军官并不会排斥这一类西式早餐，但是大多数海军军官还是喜欢日式早餐。午晚餐是按照汤、鱼、肉次序上菜的西式全餐，用餐时需要穿上外套，并且按照英式餐桌礼仪用餐。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是在自己的私室中用餐，有勤务兵随伺在旁，有时也会在司令官厅用餐，同时招待舰队要员等一同进餐。按照礼仪，司令长官坐于桌子一边中央，参谋长与他对面而坐，同坐的还有资深幕僚人员、副官、舰队译电长、舰队气象长、舰队轮机长、舰队主计长、舰队医务长、舰队军法长、旗舰舰长等，其他军官按级别分别在军官室和基层军官室中用餐。联合舰队司令官用餐前五分钟，军乐队集合在后甲板，演奏半古典或欧美的流行音乐，而非军歌军乐，即使在战中也保持这项传统，这也算是乐队每日的练习时间。官兵们多半尽快吃完午饭，到后甲板享受音乐，不过仅限于舰只锚泊的时候。普通士兵没有军官一样的全套西餐，但是菜色也是和洋并有，有奶油炖鸡、咖哩牛肉等洋菜以及味增汤、鱼、腌酱菜等日式菜。主食是混了大麦的米饭。早餐也以饭、酱菜为主，七点半用早餐，但是在吹起床号前就必须起床值日的时候，士兵会跑到厨房先要些吃的，通常厨房给他们用大麦饭和油豆腐碎片、酱油、酱菜拌成的杂菜饭。

　　日军的飞行员伙食标准更高，以执行轰炸重庆任务的飞行员为例，他们的主食是三明治和寿司，喝的是好茶和葡萄酒，以及在当时最高级的乳酸饮料，此外每个飞行员都另外配发巧克力和优质的糖果。

　　日本俘虏的英美战俘的早餐有米饭及汤，午餐有米饭及紫菜，有时会有面包，由战俘带到工作地点，晚餐也是米饭、汤及一款蔬菜，例如洋葱、土豆、萝卜、卷心菜或茄子，每隔10天会有鱼，一个月有一两次肉。餐饮方面，由负责管账的日本兵提供大米及蔬菜，战俘轮流烹调。但随着日军食物供应紧张，肉类后来就没有了。平时战俘要带着饭盒工作，在一些情况下，雇用战俘的公司也会提供一点食物。战俘最严重问题就是饥饿和营养不良，虽然日军声称尽力为战俘提供食物，但无战争结束时，几乎所有战俘都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中。战俘若偷田里的蔬菜会被严厉惩处，但捕捉蛇、龟及青蛙等就无人理会，在极少数情况下，战俘还会收到红十字会的包裹，但大部分战俘从未见过红十字会的物资。中国战俘和劳工的伙食是橡子面和谷糠等混合的难以下咽的食物，在巨大的劳动强度下，连基本生存都保证不了。

　　日军的成年军犬，每天的食物标准包括米克、麦克、白菜克、牛肉克、盐10克。还有其它几种口粮搭配，但牛肉始终是克，或者就是克的沙丁鱼。

　　看完了日军的伙食，再来看看中国军队的。国军主食为一顿三两米饭，米也不一定是大米，大部分都是各种杂粮。据二战时期各国军事学家估算，一个普通士兵在不驻扎期间每天需要消耗卡左右的热量，而作战期间则要耗费0至0卡。根据正常计算，士兵作战期间每天食用的主食和副食不能少于1.5公斤，不然绝对是无法保持正常体力的。国军吃的一天三顿九两米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1.5公斤的水平，更何况当时的国军根本做不到一天吃三顿饭。只有黄埔军校的学员和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才能一天吃三顿饭。受照顾的主力部队基本是还是吃得饱的，那些不那么受重视的如川军等杂牌军就惨了，一般士兵每天吃两顿饭，上午、下午各一顿，也就是说一天仅仅吃到6两米饭。吃饭时他们把自己携带的米倒入伙夫的大锅中，如果米没有舂好，还必须提前自己去舂，这一舂就又要减少1成米粮。如果是舂好的米，由于都是粗糙的手工加工，还有黑心商人掺假，米中往往有石子沙土。副食基本是0，平时的副食就是伙夫在驻地附近能够买到的蔬菜，白菜萝卜之类的，如果什么都买不到，那就只能用咸菜熬一锅汤。如果连咸菜都没有，那就只有干噎米饭了。这些蔬菜的特点是没有一点油腥，伙夫偶尔搞到一小块猪油，只能在做菜时候在锅里面擦上一圈。现代人减肥才会吃的东西，当时却是士兵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吃的，尽管难吃，可再难吃也得吃，你不吃有的是别人抢着吃。

　　后方驻扎的国军部队，一般一个月可以改善一两次伙食，吃一些放置不知道多久的咸肉或者腌肉，切碎后扔进青菜汤或者豆腐汤里面，士兵们盛菜的时候每人给一勺。运气好的有几块碎肉，运气不好的只有一点肉末，这种伙食严重影响了部队士兵的体质。抗战前，驻扎在江浙皖鄂一带的中央军伙食还算不错，军阀部队中的粤军、东北军更是财大气粗，吃得很好。抗战爆发后，随着海岸线被封锁，中国的主要财政收入不复存在，大片富裕地区被日军占领，对外贸易线路也被日军切断，国军就只能依靠西部一些贫穷的省份供给。在河南等地，因为各种天灾人祸和战乱造成饥荒，老百姓饿死无数，国军官兵有口饭吃就不错了。战争后期日军曾经公布了一些被俘的国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士兵的照片。这些士兵统一的特征就是瘦，有的瘦得几乎只剩一把骨头，而且面色蜡黄，双眼深陷，一看就是长期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良中。

　　战斗期间国军士兵伙食就更差了。绝大部分中国士兵连罐头是什么都没听说过，有的人一辈子没吃过饼干。驻印军官兵刚从国内坐飞机到达印度时，曾经有几个人士兵猛吃了一顿压缩饼干，结果喝水后全部急性胃扩张，差点送命。国军战斗时期的食品一般是北方农民常吃的那种不含水分的大饼，就着随身带的咸菜吃。除此之外，国军完全依靠后方二线伙夫送饭。由于战争往往一打很久，比如淞沪会战。双方打了三个月，光靠士兵自己的应急口粮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所以往往是后方伙夫烧好了饭，然后冒着枪林弹雨送上前线。日军掌握制空权，陆军炮火也极为猛烈，白天送饭基本不可能，伙夫们只能在黄昏时送一次饭，士兵也只能饿着肚子和敌军拼命。

　　淞沪会战期间，川军一个团在后方距离前线十几公里地方等待命令。由于从没参加过现代化战争，他们用老方法埋锅烧饭。烧草的一片片浓烟在速引来了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这个团伤亡近半，连日本人都没有看到就被迫返回后方补充了。著名的万家岭战役中，到处都是激战，伙夫几乎是爬着一点点前进，往往一顿饭送上来就要一两天时间，有时饭送到前线都发霉长毛了。但前线士兵还是很感激这些伙夫，因为几乎每送一顿饭都会有伙夫牺牲。

　　以上说的，都是在国统区的情况，在敌后作战的国军就更惨了。以中条山为例，为了对付四面不下10万人的日军，中条山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约有18万人。中条山区本来就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当地山民们自己也经常吃不上饭，十几万大军在此处驻扎，想依靠当地提供粮食补给是不可能的，只得将粮食千里迢迢地从后方运送过来。运输部队需要用木筏木船将粮食食盐运送过波涛汹涌的黄河，由中条山上的士兵靠人力扛上山。由于山上有十多万大军，所以需要粮食量也惊人。中条山驻军每天都要分出高达三分之一的人去打柴、挑水、运粮食，靠人力走过上百里山路回到驻地。一趟往返要2到4天时间。一旦遭遇恶劣天气或者日军袭击，山上立即就会断粮。部队拼了老命节省只有三天的存粮，平时不打仗的日子中官兵们都吃不饱肚子，至于副食就更不要说了。连团级军官也只能吃点咸菜下饭，旁边士兵还看着眼红。因为整个中条山都缺盐，他们往往一二周才能吃一点盐。每年春节时改善伙食，能够吃上一二两猪肉，士兵们就个个兴奋得嗷嗷叫了。没有足够的粮食，这也是导致中条山战役惨败的一个原因。战前就有大量国军官兵因营养不良生病，最常见的是腹泻和浮肿病，实际上这些人已经不能作战。战斗中，很多国军部队和日军激战一周后就饿得举不动枪了。但即便是这样，还是有许多军队和日军血战到底，自第3军军长唐淮源将军以下有4.2万人殉国。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中国军队中吃得最好的就是在缅甸作战的第二次远征军。第一次远征军败退野人山以后进入印度整训，根据中国和英美的协定，所有后勤补给和军事装备全部由英美负责。美国人随即将大量的美金转换为各种物资，运送到印度。中国驻印军的食物按照英军殖民地士兵的标准供给，每餐一个牛肉罐头、两包麦片或饼干、一包茶叶、一包香烟、一颗维他命片。远征军官标准更高，每餐有面包、水果、火腿、鸡肉、牛奶和蛋类食物。士兵吃饭的时候还是用大锅煮，摆2口大锅。1个里面是肉炖菜，1个里面是煮饼干麦片，每人给两大勺，吃饱肚子完全没有问题。这种供给比英国兵低很多，英国士兵每天还有奶酪、黄油、果酱、糖、朗姆酒等。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实施物资封锁。延安方面发动大生产运动，靠南泥湾的牛羊、南瓜、小米饭等，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延安普通工作人员的伙食是小米饭加土豆、白菜汤，有级别的干部才会配给一些大米。抗大学员曾这样回忆，年到年间，在抗大的生活衣服只发一套，无换洗的，只好在星期天到河边脱光衣服，一面在河里洗澡，一面洗衣服，等衣服乾后才穿上返校，每月只发一元钱零花钱。住的窑洞要自己挖，吃的粮食和烧的柴火到几十里地以外去背扛，吃的多数是小米饭和山药蛋，每个学员都要剃光头。老百姓杀猪的时候去帮忙，然后把扔掉的猪大肠收起来炼油，朋友来的时候，小米饭拌猪油是无上的美味。对于边区军民来说，大生产最切实的好处是改善了生活，大生产之后军队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每周末可以用羊肉汤和馒头打一次牙祭。

　　但这是在延安后方，在敌后活动的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部队就没有这种伙食条件了。由于群众工作搞得比较好，一般驻扎下来之后就可以保证基本的伙食供给，但是日军频频对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一旦开战，敌后军队的生存条件就会变得十分艰苦，由于流动作战，食物没有稳定来源，草根树根也不得不吃。哪怕是在根据地，其实也不能敞开了吃，因为根据地往往是穷地方，粮食产量有限，还经常遭到日军的抢劫，所以当地百姓能供应军队的粮食也没有多少，军队的粮食供应也仅仅是保证基本生存所需，吃的和国军士兵也差不多。总的来说，无论是哪一家的中国军队，在抗战期间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挨饿，中国士兵们往往骨瘦如柴，在冬天没有棉衣，隔着薄薄的军装就能看见肋骨，因为营养不良而病倒的人并不比战场伤亡少。战场之上，不仅仅火力上不占优势，哪怕是肉搏战也不占优势，拼刺刀时，三个日本兵杀死一个班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一方面是因为日军训练有素，而中国军队以新兵居多，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组织训练，只能在战争中拿命来练，活下来的就是高手。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很多中国士兵从小到大就没吃过饱饭，身体瘦小虚弱，体能更是严重不足。由于食物中缺乏热量，一个冲锋之后就累得气喘吁吁了，在这种情况下和营养良好、身强体壮的日军士兵格斗，结果可想而知。

　　但是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胜利了。

　　第旅参谋长路景荣少将，年9月10日阵亡于上海宝山：

　　“贤妻如晤：对日作战不可避免。这次作战非同寻常，军人守土有责，不打退日军进攻，决不苟全性命！只要你带好三个孩子，我虽死也安心！纸短情长，临池依依，望你在家乡多加珍重！夫景荣手书，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日晚。”

　　第9军军长郝梦龄上将，年10月16日阵亡于山西忻口：

　　“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前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余自武汉出发之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第师师长饶国华上将，年12月1日自尽于安徽郎溪：

　　“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令出川抗战，引为生平快事。诸君还记得吧，我们离川时，蜀中父老兄弟姐妹曾举行盛大仪式欢送，潘文华军长代表我们川军将士致答词，表示我们一定要血战到底，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生，败必死，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

　　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中将，年12月13日阵亡于江苏南京：

　　“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受命守卫首都，若为一己之安危而一走了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族？故矢志固守到最后一刻，宁做鬼雄！众云将军难免阵前亡，死在抗日报国前线，荣幸之至。堂堂中华革命军人，决不贪生怕死而负国家民族，愿与弟兄们一起，与南京共生死存亡！”

　　第师师长王铭章上将，年3月17日阵亡于山东滕县：

　　“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破败的武器，担当了津浦线上保卫徐州的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已不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了！决心死守滕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年5月16日阵亡于湖北襄阳：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第团团长谢晋元少将，年4月24日遇刺于上海孤军营：

　　“尔等行为，良心丧尽，认贼作父，愿作张邦昌，甘作亡国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以保国为民为天职，余志已决，决非任何甘言利诱所能动，休以狗彘不如之言来污我，你速去，休胡言。”

　　第3军军长唐淮源上将，年5月12日自尽于山西夏县：

　　“现情势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之决心，在事有可为时，须各竭尽心力，以图恢复态势，否则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正气。中国军队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余身受国恩，委于三军重任，当今战士伤亡殆尽，环境险恶，总军两部失去联系。余死后，望余之总司令及参谋长收拾本军残局，继续抗战，余死瞑目矣！”

　　第师师长阚维雍中将，年11月9日自尽于广西桂林：

　　“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不日即可开幕，此战关系重大，我得率部参加，正感幸运！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家无积余，用度极力节省，如何寒苦，亦当忍受，抗战胜利在望，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如我发生不幸，你将这些物件带到融县交给我妻子，叫她不要过分悲伤。儿女的教育费用国家必有照顾，要他们勤奋自修，切勿疏懒。我死之后，师长职务由郭副师长代理。虽然桂林的防守失败了，但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

　　所以，我们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