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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先民往往倾向于在其特定取食方式下资源最集中的地点择址营生。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探索史前生业经济、稻作农业起源等课题提供了丰富研究资料。

其生业行为则反映了先民取食能力与遗址资源条件之间的影响作用。

太湖流域除少数遗址如骆驼墩、西溪、彭祖墩等从骆驼墩文化开始，罗家角遗址最下层文化性质尚存疑之外，凡包含有马家浜文化堆积的遗址几乎都是由该文化先民所开拓。

而从崧泽文化开始，即崧泽先民自行开发的遗址则主要分布于太湖以南平原区的海宁高地，以及太湖东南部的环淀山湖区域。

马家浜文化时期以渔猎采集为主的遗址大多位于山前岗地或水边的高地，周围环境为先民提供了丰裕的水陆动植物资源，他们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

约自公元前年的早期阶段，马家浜先民主要活动于太湖西南山麓地带。

如湖州邱城遗址，其坐落在太湖西南岸的弁山东北麓，是一块依山临水的小高地，三面环水的小半岛。

该遗址最早期堆积包括地层、灰坑、灰沟、局部建筑（最下一层硬土面中不羼陶片和灰土，砂的含量很大，并且带有绿色）、公共水沟等单位。

这一阶段发现了牛、鹿、猪、象、鸟、龟、鱼、蛤蜊、田螺等动物遗骸以及部分菱角，从陶猪形态观察可能出现了家猪饲养。

可见，邱城遗址附近的太湖及弁山为生活在此的先民提供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他们登山狩猎或泛舟捕鱼以获取食物，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

以上可知，此地马家浜先民以狩猎为生，他们的活动半径较大，远途进行捕猎活动，而将吴家浜遗址作为临时生活营地半定居于此。

一些遗址周边除了有水域外，附近还分布小山孤丘，具备良好的狩猎条件。

如青浦福泉山遗址位于太湖东南部河道纵横、地势低洼的平原区，遗址四面环水，周边有一些丘陵和山地，当时应是森林密布。

马家浜文化堆积多被扰动，不过在原生堆积中出土了不少鹿角、猪牙等动物骨骼。

崧泽文化堆积包括青灰土层、房址、灰坑及墓葬，其中灰坑中充满了黑灰、鹿角及陶片。

出土动物遗骸甚多，包括家狗、家猪、獐、麂、梅花鹿和麋鹿（以野生动物为主）；骨质工具亦较多，有骨镞、骨凿、骨锥、骨销、骨匕等。

从这些动植物遗存及工具判断，从马家浜至崧泽时期，在地先民均以狩猎采集为生。

昆山少卿山遗址的情况亦与此大体相同。

约公元前年始，崧泽文化最早出现于长江南岸、太湖以北的高岗之地。

如江阴南楼遗址是河港旁的一处高地，其北临张塘浜，东西两侧为低洼河地，北距长江约18千米。

最早期时聚落格局已较为完善，西部为墓葬区，中部是居住区，东部有作为水源与保护屏障的灰沟。

虽然未见动植物遗存报道，不过早期堆积出土大量石锛引人注目。

有学者认为，以石锛为代表的磨制石器的发明是源于制作浮水工具的需求。

据此，大量石锛的出土或可视为制舟的指标，这亦从侧面反映南楼的崧泽先民仍以行舟捕捞作为主要生计来源。

此后，崧泽文化中的渔猎采集群体亦出现于太湖平原河网密布区，且过着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

位于太湖东南岸的吴江龙南是其中典型。

此遗址北东南三面环水，西北距太湖约10千米。

最早期堆积包括地层与房址，出土大量动物遗骸，如鱼、蚬、螺丝、田螺、鸟类、家猪、野猪、梅花鹿、四不像、獐、牛、犬等，以及相应的渔猎工具，如骨锥、骨镖、骨针、骨镞、骨刮刀、石锛、石斧、三角形石刀、石镞、石镖、陶网坠等。

显然，龙南的崧泽先民仍然以水边捕捞为主，狩猎为辅。

总之，无论马家浜文化还是崧泽文化，那些没有农业迹象却依然存在较稳定的定居生活的遗址，其生境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附近有大片的水域。

这便可解释为何物质遗存相类的同一文化系统中，有不同生业模式并存。

除了渔猎采集之外，从公元前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中期开始，一些遗址显示出稻作农耕迹象。

渔猎采集兼稻作的马家浜先民，在选址营居时，通常优先考虑高地附近有小型低洼湿地或沼泽地的环境。

他们利用其中的天然小型洼坑作稻田、种水稻。

植硅石研究表明此时气候温暖湿润，地下水位抬升，地表水丰富，这为先民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他们只需对邻近水源的浅水地带进行简单改造即可。

由于稻田面积小，生产水平低下，推测当时稻作在生业中占比不大。

所以，同一时期还出土大量家猪、圣水牛、梅花鹿、麋鹿、獐、狗、乌龟、田螺、淡水鱼类等动物遗骸，以及菱、芡实、龙葵、大豆等植物遗存。

总体来看，草鞋山生活的马家浜先民，所采取的是一种混合型生业模式，即仍以渔猎采集为主，兼有少量稻作。

崧泽文化早期一些遗址沿续了马家浜中晚期出现的渔猎采集兼稻作农耕的生计方式。

变化在于其稻作技术，特别是开垦稻田的技术有所提高，这使他们不用再受原来那种只能利用天然小洼坑种田的地形条件局限，开始来到太湖平原腹地择址营居。

从公元前年左右的崧泽文化中期开始，稻作农耕在崧泽先民生业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凸显。

以苏州澄湖遗址为例，其位于太湖以东平原洼地，澄湖底北部（彼时澄湖尚未形成），北濒吴淞江。

聚落布局已有明显的功能区划，分作业区与居住区。

作业区包括水田、池塘、水沟、蓄水坑等，居住区则有房址、窖穴、灰坑、水井等，前者位于后者的东南面。共揭露出20块水田及一池塘。

另外，该遗址未见明确的野生动植物遗存及渔猎工具报道。

显然，与马家浜时期相比，澄湖的崧泽先民掌握挖掘和修筑田埂以及修筑大型池塘的技术，这使其具备了随地势修筑稻田并开发中大型稻田耕作系统的能力，使得原来不可开发的丘陵、岗地和缓坡地带都有可能开发为稻田。

随着稻作成为主食，崧泽先民在择址营居时拥有了更多可选择余地，能动性更大。

来到低洼的大平原上定居并种稻为生的崧泽先民，在择址营居时面临着新的挑战，即克服低湿大平原上泛滥洪水的季节性涨落。

对此，平原上的高墩便成为理想的居所。

以位于太湖东北，北距长江14千米左右的张家港徐家湾遗址为例，其为平原上的一座土墩，东西两侧有四千河和盐铁塘。

最早期堆积属崧泽中期，包括地层、房址（木构建筑）、灰坑、灰沟、墓葬等，并在灰坑中浮选出了较多属粳稻与籼稻的炭化稻谷。

出土石质工具不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见网坠、镞等渔猎工具及骨器。

这些证据表明，该遗址先民很可能以平原种稻为生。

偌大平原上一马平川，毫无高地可言，在这种环境下，崧泽晚末时期先民创造性地发明了人工堆筑土台，在土台上营居的方法。

正是堆台营居技术的发明，使崧泽先民开拓了大量低洼的湖区、沼泽区，其聚落遍及整个太湖平原。

常州青城墩遗址是低洼平地上的一处高墩，南距太湖20千米，北距长江约24千米。

该遗址被认为是崧泽文化晚期的最高等级聚落，揭露出人工夯土堆积、大型房址、灰坑、墓葬、两重环壕等遗迹堆积。

在采集的浮选样品中炭化水稻种子出土概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绝对数量占比超过百分之七十，同时杂草种子无论是出土概率还是绝对数量均较小，反映出彼时耕作水平可能已经相对较高。

另外，浮选出的植物遗存中，芡实与黄花龙牙等占有一定的比例。

以上现象反映出在地崧泽先民以种植水稻为生，还进行部分园艺经济活动。

植物考古研究显示，该阶段除水稻之外，还发现了桃、甜瓜、葡萄、柿、楝、芡实、菱等可食用的植物遗存。

不过，水稻在出土植物遗存组合中占绝对优势。

动物遗骸仅见鹿角一种，且功用不明。工具很少，仅有石镰与砺石。

可以说，稻作技术的进步使太湖平原先民自崧泽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以稻谷为主食，生产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人群和聚落。

先民们开始摆脱资源条件的束缚，不必拘泥于天然小坑环境以施行农耕，可通过改造生活环境以适应稻作生产之需求，从而在择址时可选取并利用的空间不断扩大。

而自崧泽晚末期开始发明的人工筑台、以台营居的技术，更使这些稻作民开拓了太湖周边宽阔平坦的低湿平原。

考古显示，这类首现稻作迹象的遗址多分布在河岸阶地或丘陵间的小盆地，地势有高低起伏、不甚平坦，无法开展较大规模的食物生产，故这种农耕行为尚不成熟、稳定，稻作可能因环境、气候、社会等内外因素影响而消退，渔猎采集仍然是作为生业经济的主导方式。

换言之，依托农耕经济的发展以及稻作技术之进步，崧泽先民在择址营居时主观能动性更强，将一些本不适宜生活居住的地点加以改造利用，降低周边环境与资源条件的影响限制，客观上推动了其对太湖平原的广泛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