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七素食文化

自由与良序

人文关怀·素食文化

天佑

关于佛弟子该不该、能不能吃肉的问题,很难一语道明。有许多不同意见与争论,都各有立场,不乏可取之处。然而每个人对理论依据的取舍标准不尽相同,便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具体分析。

素食现象,渊源已久。据《希伯来圣经》说:人类自古食素,直到大洪水之后才开始吃肉。(人类是以素食为主的杂食动物,单一选择不是天性,不会自然发生,只能是某一文明的产物。)

西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主张杜绝肉食,代之以豆类及其它食品。还有柏拉图、伊壁鸠鲁和普鲁塔克等,也都提倡素食。因为他们相信灵魂可以轮回,那么动物的躯壳里很有可能住着人的灵魂。

在天主教早期的圣徒时代,人们对肉类带来的不洁感心怀疑惧。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中世纪,许多神职人员与隐士,出于禁欲的思考,放弃肉食。还有新教,也视放弃肉食为苦行的一部分。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财富和权能增长,肉食日渐流行。局限于当时拙劣的贮藏方式,他们认为素食是下等人的行为。然而肉类同样容易变质,不新鲜的食材也会影响到口感与健康。地理大发现后,由地中海与南欧发起的掠夺贸易引进了香料,让肉食愈发受到欢迎。

自十七世纪起,素食文化在英国产生,拒绝肉食的宗教团体越来越多。托马斯是这一文化的杰出倡导者,他主张完全弃绝以“动物同伴的肉体”为食,对基督教教友派影响很大。此外,《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书也给本杰明·富兰克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十八世纪,由于经济、伦理和营养学等方面的原因,素食文化引起大众的兴趣。几乎所有现代的素食议题(包括农业资源的浪费等)都已开始讨论。一八〇一年,第一个素食协会在伦敦成立,英格兰其他城市纷纷紧随其后。一九〇八年,国际素食联盟成立。

我国有关素食文化的记载,最早见于周代。相传成汤灭夏桀于乙卯日,武王灭商纣于甲子日。之后历代贵族为避免重蹈覆辙,便在这些日子斋戒,以警惕后进、修心养性。如《礼记》云:“逢子卯,稷食菜羹。”

另有出于长生不老及成仙目的的素食行为,如《吕氏春秋》说:“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名之曰烂肠之食”;“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

《论衡·道虚篇》说:“食精身轻,故能神仙。若士者食蛤蜊之肉,与庸民同食,无精轻之验,安能纵体而上天?”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太多主观因素。也正因为主观,才看得出痕迹。

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是我国素食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南朝梁武帝萧衍,更是用行政命令推广素食理念。他自视为虔诚的佛教徒,出于自以为的慈悲思想,于西元五一一年颁布《断酒肉文》,令天下所有僧尼不得食肉。

至宋代,据《东京梦华录》及《梦梁录》说,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有专营的素食餐馆。迨元明清三代,素食文化愈加丰富。清代薛宝辰所著《素食说略》,已记载有素菜食谱逾百条。

如今,素食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环保与健康的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与传统素食者不同,新素食者们不会为了单一的宗教信仰而食素。他们更关心动物的权利、自身的健康,并为全球暖化而担忧。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唤起公众意识的觉醒。

素食文化成为一种时髦,大概源于追求返朴归真、简约生活的考量,和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文化理念。在美国约有十分之一、英国约有六分之一人口已经或正在考虑成为素食者。悄然传播的素食文化,使素食行为成为一个时尚标签。

不过,虽然行为模式类似,但理念却大不相同。许多人选择素食,其理由是基于生理机能的。他们通过对比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解剖构造,从而得出结论:人类吃肉并不是先天选择。因为人的牙齿、颚骨、唾液、胃肠比较特殊,所以更适合于素食。

其实,通过生理构造的分析,只能得出人类更容易消化素食的结论。人体所需营养成分,有的在蔬类中多,有的则在肉类中多,所以合理的杂食食谱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营养均衡。纯素饮食无法提供完整养份,如一些氨基酸等,较难从植物中获取。

还有很多人选择食素,其实是接受了某种饮食文化。他们自称“素食者”,不食用来自动物原料的各种食品,包括动物油、动物胶等。但世界各国或不同文化下的素食标准出入很大。

最为严格的是“完全素食者”,他们避免食用所有含动物成分的制品,比如蛋类、奶类、奶酪及蜂蜜等。除了饮食,也不使用动物原料制成的产品,例如皮革、皮草和含动物性成份的化妆品等。

多数人属于“部分素食者”。可能基于健康、道德或信仰原因,不食用某些肉类,比如一些哺乳动物等。但他们会接受部分的禽类和海鲜,或者其他动物制品,比如奶、蛋、蜜等。这是一种半素食文化,较为宽松和自由。

此外,基于环保理念的素食者认为:在同等重量下,肉食生产的碳排量远超素食,因此选择素食即是保护环境。还有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比如“苦行式素食者”。他们为了坚定意志,以信念方式坚持素食,不仅戒断一切肉制品,甚至还包括大豆与食盐等。(譬如甘地。)

宗教式素食理念由信仰支撑与戒律规范,教义规定不能吃某些肉类与特定蔬菜,比如大乘佛教所制五荤。(道教也有五荤说,但不完全相同。)还有一些宗教原因,要在某些特定日期斋戒,各有说法不同。

在一般人的误会中,以为素食是与佛教相关的,其实并非如此。印度确有不吃肉类的习俗(印度教),但与佛教无关。他们认为人类不应该伤害任何有知觉的动物,尤其是牛等。(有灵性的动物。)

早期原始佛教阶段,佛陀并不完全戒禁肉食。(除部分特定动物以外,只要是三净肉就好,因为并无直接杀业。)为了杜绝贪染,出家人禁止指定食物(除了生病),必须随缘接受人家供养的任何食物。这一点可以在《律藏》及《中部》经中找到依据。

僧团实行乞食制度,要求出家人接受一切,不得挑食,所以不制吃素戒。僧人由于禁止自办饮食而须完全依赖供养,因此必须易于供养与照顾(不难伺候)。至于在家人,则没有具体规范,因而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食物。

佛陀时代,大家精进禅修,一切修法围绕解脱展开。物质生活方面,随遇而安才好,因为解脱与饮食无关。(牛羊吃素,也没见会解脱。)然而佛陀同样考虑到持戒的严谨性,与慈悲心开展的需要,提出不吃“见杀、闻杀、疑杀”之肉类。

提婆达多供养丰富,有能力选择饮食,提议制戒,但被佛陀否决。佛陀的原话是:“你愿意持你就持,但是我不制戒。”这是佛陀的态度,表明了如果有人发愿,那是可以持此誓言的。这是依据根本乘教、别解脱七众戒来说的。

佛法流传到我国,由于国法国情不允许“乞食而活”,便只能改行丛林制度。于是,僧团有了自主选择饮食的能力。又由于汉传佛教修行,多从心地着手,故有了“梵网戒”;提出不食众生肉,也得到了大家的相应。

这里有一个“随方毗尼”的问题:为了适应环境,佛陀允许僧团对于非原则性问题有所变通。(但要通过“立法程序”——僧团决议。)就是除了大是大非的问题以外,小细节要充分照顾到(随顺)当地的具体情况与风俗习惯。这是依据汉传佛法来说的。

藏地佛教,由于直接传承自印度,并未流通“梵网”;而且其地理环境特殊,所以无法选择饮食结构。吃肉只是为了生存,那便无可厚非。这是对藏传佛教所说。(如今科技发达,许多藏人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也开始宣传不食众生肉。)

印顺导师在《学佛三要》中说:“念佛,吃素,诵经,是菩萨行的胜方便,但由于不求智慧,慈悲薄弱,偏于信仰,弄得善巧的方便法门,都不曾能尽到方便的功用。这真是中国佛教的悲哀,衰落的根源!

“这是不成菩萨行(难得入门)的,不能实现佛法大用的。还不够救自己,更说不上救世了。学佛学菩萨行,必须从这些妙方便中,认清目的。我们不是为念佛而念佛,为喫素而喫素,为诵经而诵经。

“我们是为了策发信愿而念佛,长养慈悲而喫素,为了引生智慧而诵经。这是方法,目的在信愿、慈悲、智慧的进修。

“所以真心学佛,学修菩萨行的,要从念佛中策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愿精进。从喫素放生中,长养慈悲,去做种种有益人世的福利事业。从诵经中,进一步的研求义理,引发智慧。

“这样,才尽到了初方便的力用,奠定了菩萨学的初基。这还不过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开步走,无边的深广法门,应从此迈步而向前直进!”

诚如印顺导师所说,吃素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为了吃素而吃素。就解脱层面而言,那是没有意义的。于是,我始终将重点放在“不杀”上,而非食素。

佛陀并没有鼓励吃肉,或者鼓励人们成为素食者。譬如五戒,根本没有“不吃肉”戒,所以无所谓犯戒。因为犯戒如同犯法,必须要具足法律条文和行为动机,不然谈不上犯法。(如果受过“梵网戒”,那就另当别论,有犯戒的可能。)

然而“业”和“戒”是不同的。比如走路误杀蚂蚁,由于不是故意,不能判为犯戒,但“业”还是有的。犯戒和造业是两个概念,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很多人以为:吃肉就是杀生。于是他在佛前做了承诺:我不吃众生肉。由于有了誓言,一旦吃肉,就是违背誓言。如果发了誓愿,就该努力完成。如果没有“受戒”,那也不必有心理负担。毕竟佛陀亲口不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该不该吃,能不能吃的问题,只能由自己回答。如果觉得吃肉不是犯戒,那就吃。如果觉得吃肉是犯戒,那就不吃。如果觉得吃肉是犯戒,还是吃,偷偷地侥幸着吃,那就不好啦。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心。

(另外,今人比较多问的一个问题:牛奶、鸡蛋算不算荤腥?还是要看个人发心的内容。如果发愿吃常素,那就不能吃了——因为鸡蛋和牛奶同是动物脂肪、动物蛋白,不能算作素食。)

总之,对于吃素一事,我一直不愿意过多着墨,因为会转移焦点。现今趋势,基于素食的戒杀倡议得到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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