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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树
by阎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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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的，年，是这个时代中印记最深的，如同冬后的春来乍到时，万物恍恍惚惚苏醒了，人世的天空也蓝得唐突和猛烈，让人以为天蓝是掺杂了一些假——忽然的，农民分地了。政府又都把地分还给了农民，宛如把固若金汤的城墙砸碎替农民制成了吃饭的碗，让人不敢相信，让人以为这是政策翻烧饼、做游戏中新一次的捉迷藏。农民们一边站在田头灿烂地笑，另一边有人把分到自家田地中的树木都给砍掉了。
田是我的了，物随地走，那树自然也该是我家的私有财产。于是，大的和小的，泡桐或杨树就都被砍了。先把树伐掉，抬到家里去，如果有一天政策变了，又把田地收回到政府的账册和手里，至少家里还留有一棵、几棵树。就这样，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攀比，几天间，田野里、山坡上那些稍大的可做檩梁的树木就都不在了。
我家的地是分在村外路边的一块平壤间，和别家的田头都有树一样，也笔直地立着一棵比碗粗的箭杨树。在春天，箭杨树叶“哗哗”响。当别家田头的树都只有白茬树桩时，那棵杨树还孤零零地立着，像广场上的旗杆一样。为砍不砍那棵树，一家人是有过争论的。父亲也是有过思忖的，他曾经用手和目光几次去丈量树的粗细和高矮，知道把树伐下来，是盖房做檩的绝好材料，就是把它卖了去，也可以卖上几十近百元。
几十近百元，是那个年代里很壮的一笔钱。
可最终，父亲没有砍那树。
邻居说：“不砍呀？”
父亲在田头笑着回人家：“让它再长长。”
路人说：“不砍呀？”
父亲说：“它还没真正长成呢。”
就没砍。就让那原是路边田头长长一排中的一棵箭杨树，孤傲挺拔地竖在路边上、田野间，仿佛是竖在乡村人心的一杆旗。小盆一样粗，两丈多高，有许多“杨眼”妩媚明快地闪在树身上，望着这世界，读着世界的变幻和人心。然而在3年后，乡村的土地政策果不其然变化了。各家与各家的土地需要调整和更换，并且政府还要重新收回，分给那些新出生的孩子。于是，我家的地就是别家的田地了，那棵已经远比盆粗的箭杨树也成了人家的树。
成了人家的地，也成了人家的树。可在成了人家田地后的第三天，父亲、母亲和二姐从那田头上过，忽然发现那远比盆粗的树已经不在了，路边只有紧随地面白着的树桩。树桩的白，如在云黑的天空下白着的一片雪。一家人立在那树桩边，仿佛忽然立在了悬崖旁，面面相觑。不知二姐和母亲说了啥，懊悔、抱怨了父亲一些什么话。父亲没接话，只看了一会儿那树桩，就领着母亲、二姐朝远处我家新分的田地去了。
到后来，父亲离开人世后，我念念不忘他人生中的许多事，也总是常常想起那棵属于父亲的树。再后来，父亲入土为安了，他的坟头因为幡枝生成，又长起了一棵树。不是箭杨树，而是一棵并不成材的弯柳树。柳树由芽到枝，由胳膊的粗细到了碗状粗。山坡地，不似平壤的土肥与水足，那棵柳树竟也能在岁月中坚韧地长，卓绝地与风雨相处和厮守。天旱了，它把柳叶卷起来；天涝了，它把满树的枝叶蓬成伞。在酷夏，烈日如火时，那树罩着父亲的坟，也凉爽着我们一家人的心。
至今乡村的人多还有迷信，以为幡枝发芽长成材，皆是很好很好的一桩事。那是因为人生在世有许多厚德，上天和大地才让你的荒野坟前长起一棵树，寂时伴你说话和私语，闹时你可躲在树下寻出一片寂静。以此说来，那坟前的柳树也正是父亲生前做人的延续和回报，也正是上天和大地对人生因果的理解、写照和诠释。我为父亲坟头有那棵树感到安慰和自足。每年上坟时，哥哥、姐姐也都会为那弯树修整一下枝叶，让它虽然弯，却一样可以在山野荒寂中，把枝叶像旗一样扬起来。虽然寂，却更能寂出乡村的因果道理来。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后，那树原来弓弯的腰身竟然也被天空和生长拉得直起来，竟然也有一丈多高，和二十多年前我家田头的箭杨树一样粗，完全可以成材使用了。
我家祖坟上有许多树，而属于父亲的那一棵，却是最大最粗的。这大概一是因为父亲下世早，那树生长的年头多；二是因为乡村伦理中的人品与德行，原是可以为树木提供给养的。我相信这一点。我敬仰那属于父亲的树。可是就在今年正月十五，我80岁的三叔去世后，我们悲恸地把他送往坟地时，忽然看见父亲坟前的树没了，被人砍去了。树桩呈着岁月的灰黑色，显出无尽的沉默和蔑视。再看别的坟头的树，大的和小的也都一律不在了，被人伐光了。再看远处、更远处别家坟地的树，原来都是一片林似的密和绿，现在也都荡然无存、光秃秃的了。
想到今天乡村世界的繁华和烦扰；想到今天各村村头都有昼夜不息的电锯轰鸣声，与公路边上的几家木材加工厂和木器制造厂的发达；想到那每天都往城市运输的大车小车上的三合板、五合板和胶合板；想到路边一年四季都赫然竖着的大量收购各样木材的文明华丽的广告牌；想到我几年前回家就看到村头路边早已没了树木的空荡洁净，也就忽然明白了父亲和他人坟头被人砍树的原委和因果，也就只有沉默再沉默，无言再无言。
只是默默念念地想，时代与人心从田头伐起，最终就砍到了坟头上。
只是想，父亲终于在生前死后都没了他的树，和人心中最终没了旗一样。
只是想，父亲坟前的老树桩在春醒之后一定会发新芽的，但不知那芽几时才可长成树；成了树又有几年可以安稳无碍地竖在坟头和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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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半瓶酒
by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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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
去年，父亲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的。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没来，只是每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叮咛我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扬场趁风也要多扬几锨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唯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孩子搭车来了。
老人显得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滞呆。一见面，我有点惶恐，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叫爸爸。小女儿斜着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
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叮咛爱人，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一到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又常常动手去打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了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会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赶忙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着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好长的时候，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她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启开了瓶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也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通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他带着小女儿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没有喝，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看它，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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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
by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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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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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by芥川龙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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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就读中学四年级时的事。那年秋季，学校举办三夜四天的毕业旅行，预定游览日光到足尾那一带。学校颁发的油印纸注意事项中，明记著：上午六点三十分在上野车站候车室集合，六点五十分发车……
当天，我顾不及吃早饭就冲出家门。从我家到上野车站，搭电车不须二十分钟即能抵达。……明知不会迟到，却仍心焦气躁。伫立在月台红柱子下等电车时，也焦急万分。
不巧，天空满布乌云。让人情不自禁担忧那些响自各处工厂的汽笛声，会惊吓到大气中的铅色水蒸气，使其整体化为蒙蒙细雨飘落下来。在如此郁闷的阴天下，高架铁路上有火车在行驶。运货马车也在赶路驶往被服工厂（译注：制作陆军军服的工厂，位於现东京都墨田区横网町）。街上的商店大门逐户被打开。我等车的月台，也不知何时多了二三人。每个都挂著一张睡眠不足的脸，沉闷地伫立著。今天实在很冷。
……然后，电车总算驶来了。在拥挤不堪的车厢中，我好不容易才抓到一个吊环，接著有人在身后敲打我的肩膀。我慌忙回过头。
“早。”
原来是能势五十雄。他身上的装扮跟我完全一模一样，蓝色的男子制服、外套卷起披在左肩、脚上是麻制的绑腿带、腰上挂著饭包与水壶其他的。
能势跟我毕业於同一小学，又同时升上同一中学。成绩平平，没有特别拿手的科目，也没有特别辣手的学科。不过，他却很擅长一些小事，例如流行歌曲，只要耳闻一遍，即能当场重覆歌曲的旋律。因此每逢毕业旅行或其他野外活动，全体在外宿泊时，当天夜晚他一定会得意洋洋地展现他的特技。吟诗、萨摩琵琶（译注：源自於室町末期鹿儿岛一种悲壮旋律的琵琶歌）、单口相声、说评书、口技、变戏法，可说无所不能。不仅如此，他的动作与表情，有种独特的能令人不由自主发噱的言外之妙。所以他在同学之间极有人缘，在教师们之间，也广受好评。
“你来得真早。”
“我什么时候都早啊。”能势边说边耸动著鼻翼。
“不过你上次不是迟到了？”
“上次？”
“国文课那时啊！”
“喔，被马场修理那次？那是马场那小子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结果。”能势呼唤教师名字时，通常不加敬称。
“我也被那老师修理过。”
“迟到了？”
“不是，忘了带课本。”
“那个仁丹最罗唆的。”
“仁丹”是能势为马场老师取的绰号。
……就这样闲聊著时，电车到站了。
跟搭车时一样，我们好不容易才从拥挤的人群中挤下车。大概时间还早，聚集地点只来了二三个同学。大家彼此先互道过早安，再争先恐后抢夺候车室内的木凳子坐。然后就是老样子，兴致勃勃地聊起天来。几个都是年纪相仿且习惯以“偶”来代替“我”这个自称的家伙。这几个习惯自称“偶”的家伙，口沫横飞地聊著旅行的预定计划、谈著同班同学的米臭事，甚至批评起教师们的不是。
“阿泉那小子很奸，他有教师用的教科书，所以他说他上课从来没有预习过。”
“平野更奸，那小子在考试时，都把历史的年代抄在指甲上作弊。”
“说的也对，连老师都奸奸的。”
“对，对，本间那老头，明明连receive的i跟e哪个排在前头都搞不清楚，就用教师用的教科书随便蒙混一通，人家还不是照样在教课？”
聊来聊去，不是甲奸就是乙奸，没有一则好话。过一阵子，能势批评起坐在他邻座一个看似工匠、正在阅读报纸的男人，说他脚上的鞋子像开口雷。因为当时正流行一种叫McKinley的新型鞋子，而那个男人的鞋子不但整体失去光泽，且鞋尖又开了个破洞。
“有道理，正是开口雷。”众人爆笑不已。
於是，其他人也沾沾自喜地物色起进出候车室内的各式各样人物。再用非东京中学生一定无法说得出口的傲慢词句，一一品头论足著该人的一切。恰好我们之中没有一个对於这种事会感到心虚而相形见绌的乖乖牌学生。其中更以能势的形容最为尖酸刻薄，且最具诙谐感。
“能势，能势，你看那个老板娘！”
“喝，她的脸就像鼓起肚子的河豚。”
“那边那个戴红帽子的运货员，好像什么的，喂，能势，你看！”
“那小子是加罗尔五世。”
闹到最后，竟变成能势一个人专门负责诽谤的任务。
此时，有人发现时刻表前站著一个怪异的男人，正在察阅蝇头小字般的数字。那个男人穿著一件黑紫色的西装，下半身是灰色粗条纹的长裤，包裹著一双瘦巴巴像体操时用的球竿的脚。头上戴著一顶老式的黑色宽檐呢帽，呢帽下露出斑白头发，看来是个年纪已过半百的男人。不过，他脖子上缠著一条黑白方格花纹的围巾，腋下夹著一根鞭条般的紫竹长杖。无论是他身上的服装，或是他的气氛，均像是有人从杂志剪下插图，再将其搁放在此候车室的人潮中似的。
……我们这票人中有个家伙像是庆幸找到新的发泄对象般，忍俊不禁耸动著肩膀，笑著拉住能势的手说：
“喂，那人怎样？”
众人同时望向那个怪异的男人。男人微微挺起胸往后仰，从背心口袋中掏出一个绑著紫色条带的镍制大怀表，仔细对照著怀表与时刻表上的数字。我望见那男人的侧脸时，随即认出他是能势的父亲。
可是，当时那几个家伙，无人知道此事。因此，众人均兴致勃勃地望著能势，等待能势会想出什么适当的形容词来戏谑此滑稽的男人，并已准备好听后的笑声。能势此时此刻的心境，不是中学四年级的少年郎能推测出的。我差点就脱口说出：
“那是能势的老爸耶！”
就在这时，能势开口了。
“那小子吗？那小子是个伦敦乞丐（译注：穿著类似绅士的乞丐）。”
理所当然，众人同时发出爆笑。有人甚至故意模仿能势父亲的动作，往后仰再装作掏出怀表的样子。我见状，情不自禁低下头。因为当时的我，实在没有勇气去观看能势的表情。
“形容得好，真是一针见血。”
“你们看！你们看！他那顶帽子！”
“古玩店的？”
“古玩店恐怕也找不到！”
“那，是博物馆的。”
众人又大笑成一团。
阴霾的候车室，昏暗得像是日暮后。透过这昏暗的廉幕，我悄悄地注视著那个伦敦乞丐。
不巧，外面可能已出薄日，一道狭长的亮光，自高耸的天花板上的天窗，茫茫然斜射下来。能势的父亲，正处於那道亮光中。……四周，所有的物体都在动。无论视线所及的，或视线所不及的，都在动。而且此动片，竟化成无声静寂的世界，白雾般地笼罩著候车室这个庞大的建筑物。唯独能势的父亲，纹风不动。这个身穿与现代离谱的服装，本身更与现代绝缘的老人，在这个眼花缭乱的动态人群洪水中，将一顶超脱现代的黑色宽檐呢帽靠后戴著，并将一个绑著紫色绦带的怀表搁在右掌中，依然故我地像一尊抽水机般伫立在时刻表前……
日后，我不著痕迹地探听，才得知当时任职於大学药房的能势的父亲，因想在上班途中顺路看一眼儿子跟同学一道启程毕业旅行的模样，故意瞒著儿子特意赶到候车室来的。
能势五十雄，中学毕业后不久，即罹患肺结核，撒手尘寰。在学校的图书馆举行他的追悼式时，站立在戴著学生帽的能势遗像前朗读追悼辞的，正是我。
“你，是个孝子。”……我在悼辞中，加上这么一句。
大正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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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一生
by雷蒙德·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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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名叫克莱维·雷蒙德·卡佛，他的父母叫他雷蒙德，朋友们叫他C.R.。我给起名叫小雷蒙德·克莱维·卡佛，我讨厌里面的“小”这个字。小时候，我爸爸叫我“青蛙”，那还行。但是后来，和家里别的人一样，他开始叫我“小”。他一直这样叫我，直到我十三四岁时，宣布再叫那个名字我就不答应，他就开始叫我“博士”。从那时到他年6月17日去世，他叫我“博士”，要么是“儿子”。
他去世后，我妈妈打电话通知我的妻子，当时我没跟自己的家里人在一起，正准备换一种生活，想报读爱荷华大学的图书馆系。我妻子拿起电话时，我妈妈张口就说：“雷蒙德死了！”有一阵子，我妻子还以为我妈妈在跟她说我死了。后来我妈妈说清楚了她说的是哪个雷蒙德，我妻子说：“感谢上帝，我还以为你说的是我的雷蒙德呢。”
我爸爸年从阿肯色州去华盛顿州找工作时，他走过路，搭过便车，也搭过铁路上的空货车。我不知道他去华盛顿州时，是否在追寻梦想，我怀疑没有，我想他并没有很多梦想，相信他只是去找一份薪水过得去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工作。有段时间，他摘过苹果，然后在大河谷水坝当建筑工人。他攒了点钱后买了辆小汽车，开车回了阿肯色州去帮助他的家里人（也就是我的祖父母）收拾东西搬到西部。我爸爸后来说他们在那里快饿死了，这样说并不是比喻。就是在阿肯色州短短待的那一次，在一个名叫莱奥拉的镇上，我妈妈在人行道上遇到了我爸爸，他正从一间小酒馆出来。
“当时他喝醉了，”她说，“我不知道我干吗让他跟我说话。他的眼睛亮晶晶的，我真希望当时我能看到未来。”他们大约一年前在一场舞会上见过面。在她之前，他有过女朋友，我妈妈告诉我：“你爸爸总是有女朋友，甚至在我们结婚后还是。他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从来没有过别的男的，不过我也没感到有什么遗憾。”
他们出发去华盛顿州的当天，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结了婚，一个是高高大大的乡村姑娘，一个是以前的农夫，现在的建筑工人。我妈妈的新婚之夜，是跟我爸爸和他的家里人一起度过的，他们都在阿肯色州内的路边搭帐篷住。
在华盛顿州奥马克，我爸爸和我妈妈住的地方比一间小木屋大不了多少，我的祖父母住隔壁。我爸爸当时还在坝上工作，后来，随着巨大的涡轮发电机发电，蓄水蓄到了深入加拿大境内一百英里的地方，他站在人群中听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大坝工地上讲话。“从头到尾，他都没提建坝中死的那些人。”我爸爸说。他的几个朋友死在那里，从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和密苏里州来的。
后来他在俄勒冈州的克勒茨卡尼镇锯木厂找到了活干，那是哥伦比亚河边的一个小镇，我就出生在那里。我妈妈有一张照片，上面我爸爸站在锯木厂的大门口，自豪地把我抱起来面对镜头，我戴的童帽歪着，系带快要松开了，他的帽子往后推到了额头上，脸上笑逐颜开。他是要去上班还是刚下班？没关系，不管怎样，他都是有工作的，还有一个家庭。这段时间，是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年，我们搬到了华盛顿州雅基马，我爸爸在那里当锉锯工，这活他已经在克勒茨卡尼镇学得拿手了。战争爆发后，他被批准可以推迟入伍，因为他的工作被认为对打仗有用，军队需要锯好的原木，他把他锉的锯保持锐利得能刮掉胳膊上的汗毛。
我爸爸把我们搬到雅基马后，把他的家里人也搬到了附近地方。到了40年代中期，我爸爸另外的家人——除了他的叔叔、堂兄弟、侄儿侄女，还有他的弟弟、妹妹、妹夫以及他们大家族里的大多数人和朋友——都从阿肯色州过来了，都是因为我爸爸最早过来。那些男的去了博伊西·卡斯凯德公司工作，我爸爸也在那里工作，女的在罐头厂包装苹果。没过多久，据我妈妈说，好像谁都比我爸爸有钱。“你爸爸存不住钱，”我妈妈说，“钱在他的口袋里烧了个洞，他总是在给别人办事。”
我清楚记得住过的第一座房子（在雅基马镇南15大街号）的厕所在外面。万圣节之夜，要么随便哪天夜里，无缘无故，邻居十二三岁的小孩会把我们家厕所抬走搁到路边，我爸爸就得叫谁帮他把厕所抬回来。要么那些孩子会把厕所抬走放到别人家后院。有一次，他们居然把它点了火。可是并非只有我们家的厕所在外面，我长大到知道自己在干吗后，看到别人家厕所有人进去时，往里面扔过石头，那叫轰炸厕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开始安装室内管道，后来一下子，邻近一带只剩下我们家的厕所还在外面。我记得我的三年级老师怀斯先生有一天开车从学校送我回家，我不好意思，让他在我们家房子前面那座停下来，说我就住那儿。
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爸爸回家晚了，发现我妈妈从里面把门全锁上不让他进来之后的事。他喝醉了，把门弄得嘎嘎响时，我们能感到整座房子在抖动。他硬是弄开一面窗户时，她抄起一口滤锅打在他的鼻梁上，把他打晕了，我们能看到他躺在草地上。后来有好多年，我一拿起那口滤锅——它像根擀面杖一样重——就会想象被那种东西打到头上会是什么感觉。
就是在这段期间，我记得有次我爸爸把我领进了睡房，让我坐在床上，跟我说我可能得去拉弗恩姑妈家住段时间。我当时想不通我做了什么，会导致我得离开家生活。可是不管怎样，这件事——无论是什么引起的——多少说来还是取消了，因为我们还是在一起住，我不用去跟我姑妈或者别的任何人一起住。
我记得我妈妈把他的威士忌倒进水池。有时候她会全倒出来，有时如果她害怕给抓到，会只倒一半，然后往剩下的酒里掺水。有一次，我自己尝了点他的威士忌，很难喝的玩意儿，我现在还不明白怎么竟有人喝。
我们家很久都没有汽车开，最后终于有了一辆，在年或者年，一辆年出厂的福特车，可是买后不到一星期就断了根活塞杆，我爸爸不得不让人把发动机大修了一次。
“我们开的是市里最旧的汽车。”我妈妈说，“他花那么多钱去修车，我们本来可以用那钱买辆卡迪拉克。”有一次，她在车内的地上发现了一枝唇膏，还有一块花边手帕。“看见了吗？”她跟我说，“是哪个浪货忘到车上的。”
有次我看到她端着一平底锅温水进了睡房，我爸爸在里面睡觉，她把他的手从被子里拉出来按在水里。我站在门口看，纳闷她是在干吗。那样会让他说梦话，她告诉我，她需要知道一些事情，她觉得我爸爸肯定有事情瞒着她。
我小时候，每隔一年左右，我们会搭乘北岸有限公司的火车穿过喀斯喀特山，从雅基马到西雅图，住在一间名叫万斯旅馆的地方，我记得吃饭是去一间名叫“就餐铃”的小餐馆。有一次我们去了伊瓦尔多亩蛤蜊餐馆，喝杯装的蛤蜊温汤。
年，也就是我即将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爸爸辞了雅基马那间锯木厂的工作，跳槽去了切斯特镇，那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个锯木厂镇。他之所以跳槽，给出的理由是在这间新的锯木厂，每小时工资更高，另外还有个不太明确的承诺，即再过几年，他有可能接任锉工的头儿。可是我想主要是我爸爸心里不踏实了，只是想换个地方试试运气。在他眼里，在雅基马的生活有点太平淡。另外之前一年，在半年时间里，我的祖父母都去世了。
但是就在我毕业前没几天，我和我妈妈收拾好东西搬到了切斯特，我爸爸用铅笔写了封信，说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他不想让我们担心，他说，可是他在锯上把自己弄伤了，也许有一小片钢屑进到了他的血液里。反正是出了什么事，他不得不误工，他说。就在同一封信里，那边的一个人附了张没署名的明信片，跟我妈妈说他快死了，他在喝“劣质威士忌”。
我们到了切斯特时，我爸爸住在公司的一座拖车式活动房屋里。我一下子没能认出他，我想有一阵子，是我不想认出他。他皮包骨头，颜色苍白，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的裤子老是往下掉，他看上去不像我爸爸。我妈妈哭了起来，我爸爸搂着她，茫然地拍着她的肩膀，好像不明白这都是怎么回事。我们三个人都住在那座拖车式房屋里，我们尽量照顾他。可是我爸爸病了，也完全没有好转。那年夏天还有秋天的一部分时间里，我跟他一起在那间锯木厂工作。我们会早上起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吃鸡蛋和吐司，然后带着午餐桶出门。我们会一起在早上八点钟走进大门，直到下班时，我才会再次见到他。11月时，我回到雅基马，好跟我女朋友离得更近，当时我决心要娶这个女孩。
他在切斯特镇那间锯木厂一直干到来年2月，最后他干着干着就垮掉了，医院。我妈妈问我能不能过去帮忙，我坐上一辆从雅基马开往切斯特镇的公共汽车，打算开车把他们拉回雅基马。可是这时，除了身体有病，他还神经失常，不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那样称呼。回雅基马的整个一路上，他都不说话，甚至直接问他什么事（“你感觉怎么样，雷蒙德？”“你没事吧，爸爸？”），他也不说话。他不表达什么，真的表达时，是动一动头或者把手掌掌心朝上，似乎说他不知道或者无所谓。一路上以及后来快有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唯一一次开口，是在我沿着俄勒冈州的一条砂砾路飞驰时，汽车的减震器松了。“你开得太快。”他说。
回到雅基马，有位医生一定要我爸爸去看一位心理医生。我妈妈和我爸爸只得去申请救济——当时是那样叫的——国家出钱让他看心理医生。那位心理医生问我爸爸：“谁是总统？”问的问题是他能够回答的。“艾克。”我爸爸说。然而他们还是把医院的五楼，开始对他实行电击疗法。我当时已经结婚，就快有孩子了。我的妻子生医院时，我爸爸还被关在那里，只比我妻子高了一楼。我妻子分娩后，我上楼去告诉我爸爸这个消息。他们让我走进一道铁门，指给我去哪儿找他。他坐在一张沙发上，大腿上搭着一条毯子。嗨，我想，我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坐到他旁边，跟他说他当爷爷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感觉像是个爷爷。”他就说那么多，没有微笑，也没有动。他跟别的很多人在一间大屋子里。后来我拥抱他，他哭了起来。
不管怎样，他出院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干不了活，只是在家里这儿坐坐，那儿坐坐，想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想弄清楚他这辈子哪儿做错了，让他到了这步田地。我妈妈干了一样又一样糟糕的工作。很久以后，她提到我爸爸住院和紧接着的那几年，会说“雷蒙德生病那阵子”。生病这个词，在我眼里永远不一样了。
年时，有朋友帮忙，他幸运地在加利福尼亚州克拉马斯镇的一间锯木厂找到了活。他一个人去了那里，看他能不能干。他住在锯木厂附近，在一座只有一间房的小木屋里，跟他和我妈妈去西部后一开始住的差不多。他笔迹潦草地写信给我妈妈，我打电话时，她会大声念给我听。在信上，他说他心里很没底，每天去工作时，都觉得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可是他又跟她说，每一天都让第二天好过很多。他让我妈妈替他向我问好。他说，他夜里睡不着觉时，就会想起我和我们以前度过的好时光。最后过了一两个月，他多少又有了信心。那样工作他干得了，也不用想着他得担心自己会再次让任何人失望。他有了把握后，让我妈妈也过去。
在此之前，他已经有6年没工作过了，那段时间，他失去了一切——家，小汽车，家具还有家用电器，包括我妈妈引以为豪的那台大冰箱。他也失去了好名声——雷蒙德·卡佛是个付不起账单的人——自尊心也没了，甚至也雄风不在。我妈妈曾跟我妻子说：“雷蒙德生病那阵子从头到尾，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可是我们没干那事。有几次他想过，可是根本不行。我当时没什么遗憾，不过我觉得他想，你要知道。”
那几年，为了自己一家人，我也在努力养家餬口，可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我们发现不得不搬很多次家，我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