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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兴二年四月，汴京城破，元好问出于家人安全及个人前途考虑，“瞑目就束缚”，五月初北渡至聊城，在聊城生活了22个月左右。聊城期间，他由金王朝官员沦为南冠，诗人身份进一步凸显，继续创作丧乱、哀悼、思乡等题材诗歌。同时，元好问作为文化人，开创性地搜集和整理金代文献，热衷品鉴诗词、书法，迈上了一代宗工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元好问聊城南冠历史

金哀宗天兴二年（）五月三日，元好问被蒙古士兵羁押，从开封城郊的青城出发，北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被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蒙古太宗七年（）二三月间移居相邻的冠氏县（今山东冠县）。如果说，此前的围城是元好问一生中最艰难最黑暗的时刻，那么，不足两年的聊城岁月，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出现了诸多新变，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代宗工”。

聊城时期，元好问最突出的身份变化是“南冠”“累臣”，也就是囚犯，如他所说“憔悴南冠一楚囚”（《梦归》）。他用“南冠”一词为自己的撰述命名，撰写题为《南冠行》的长诗，编纂名为《南冠录》的家国史书。问题是早在前一年，汴京已经成为人间地狱，大批官民纷纷逃离，“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归潜志》卷十一》。在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54位“天民之秀”中，耆旧辈如七十多岁的冯璧，“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归”（元好问《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他经过东平，回到他的家乡真定，得以寿终正寝；六十多岁的王若虚，“京城大掠之后，微服北归”，也回到了家乡真定，“浮湛里社者十余年”（《内翰王公墓表》）；时辈如杨奂“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羁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处之自若也。”（元好问《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所谓“微服北渡”，就是换成便装，悄悄逃亡。在生死一线之际，逃出生天，是正常的本能行为，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宽容。元好问为什么没有及时逃亡而“瞑目就束缚”（《学东坡移居八首》）“自就拘管，同赴聊城”（施国祁《元遗山年谱》）？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第一，与微服逃亡相比，被俘北渡，显得更加光明正大，更有利于将来的选择。冯璧、王若虚等长辈官员逃回家乡，就此终老余生，别无他念，比较坦然。杨奂、刘祁等太学生没有官职，资历较浅，顾虑较少。如果是正值壮年的朝官，私自出逃，总是有些不光彩。赵琦说：“绝大多数北渡士人都避讳谈这段悲惨经历。”原因就在此。元好问当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声望也许暂时不及王若虚等前辈，但处于上升期，很快后来居上。相对于杨奂、刘祁等人而言，元好问能够有更多的作为，理论上他有很多种生活选择：可以慷慨就义，可以出仕新朝，可以遁归山林，还可以既不仕新朝又不排斥新朝，既与新朝保持距离又能有所合作。“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元好问不可能一死了之，不可能无所事事、碌碌无为。他后来周旋于赵天锡、严实、严忠济、徐世隆、张柔、赵振玉、张德辉、耶律楚材等世侯和蒙古要员之间，甚至觐见忽必烈，往来奔走，积极抢救和保存金代文化，教授弟子，主持风雅传统，引导元初文化建设。是微服逃亡还是束手就擒更有利于他开展这些工作？显然是后者。从看管不严的羁押到不明不白的释放，自然而然地过渡到蒙古时期，元好问的这种经历更容易为金朝遗老和蒙古新朝所接受。反观王若虚北渡直到去世的十年间，交往范围大为缩小，文学活动骤减，连自己的《慵夫集》都没有刊行。王若虚之所以晚景暗淡，无甚作为，应该与他微服北归、淡出主流文化圈相关。

第二，逃生之路历来道阻且长，充满艰辛和危险。在壬辰、癸巳这两年大逃亡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道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触目可见。位于黄河之北的胙城县（今河南延津县胙城乡）是汴京的北大门，很多逃北者都要经过这里。王恽《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记载，“京城大饥，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数”，仅此一地，每天遇难者竟然不少于千人，多么可怕！不止于此，他还说在胙城一带冻死的和淹死的，又“无虑千百数”。年轻文人刘祁、刘郁在逃亡途中，便遭受死劫。他们的母亲、祖母相继病逝，兄弟俩只能“相顾号泣而莫之何”（王恽《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大多逃难者根本回不到家乡，只能流落异地，四处漂泊，有些幸存者甚至沦为奴隶，命运极其悲惨。段成己在《创修栖云观记》中说：“自天兵南牧，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元好问一家约十口人，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逃亡，怎样保证家人的安全？他不得不认真考量。以他的名声、地位和影响，加上张柔、耶律楚材等人的关照，元好问应该能判断得出，即使亡国被俘，也会受到一些优待，至少生命无虞。两害相权取其轻，那又何必冒险逃命？

果然，元好问到达聊城之后，生命无忧。他有了临时住处，住进了至觉寺，“去年住佛屋，尽室寄寻丈”（《学东坡移居八首》），条件虽然简陋，但相对于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而言，已经有了能遮挡风雨的栖身之所。他的家人再没有遭遇意外。张柔特别委托他的内弟毛居仁“举夫人族属之留汴梁者北归”（元好问《潞州录事毛君墓表》），施国祁据此认为元好问家人“必为万户张柔所扶护而出”（《元遗山年谱》）。在此艰难时刻，他们能来到聊城举家团圆，真是不幸中之万幸，何况他们还带来了图书、字画等故物和其他行李。这样一来，他们一家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元好问在《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五）中叙说他在聊城的生活：

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缚。毫厘脱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狈何所托。诸公颇相念，余粒分凫鹤。得损不相偿，抷土填巨壑。一冬不制衣，缯纩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不羞蓬累行，粗识瓢饮乐。敌贫如敌冦，自信颇亦悫。儿啼饭箩空，坚阵为屡却。沧溟浮一叶，渺不见止泊。五穷果何神，为戏乃尔虐。

刚出鬼门关，惊魂甫定，活着才是当时的头等大事。从“攘臂留空橐”来看，元好问随身没有带多少行李，只身北渡。好在得到了聊城“诸公”的接济，获得了一些粮食。诸公应该指赵天锡、严实、徐世隆等人，“凫鹤”指元好问大大小小的一家人。虽然只是过着半温半饱的苦日子，但元好问仍然较为乐观，自嘲体会到了颜回所说的“箪食瓢饮”之乐，有信心带领家人战胜贫困。元好问移居冠氏县后，条件逐步好转：“谁谓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西除著僮仆，休休得自如。”（《学东坡移居八首》）十口，应该包括妻子毛氏、长子元抚、次女元严、次子元振、侄孙伯安、白华之子白朴等人，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有“僮仆”，而僮仆很可能从汴京跟随他家人来到聊城的。比起那些沦为奴仆的衣冠子弟而言，元好问聊城生活是安定的幸运的。

天兴二年秋天，元好问为曹得一写下一首长诗《南冠行》。曹得一，其人不详，施国祁怀疑是金末太原进士曹居一的兄弟辈。从诗中来看，曹得一也是居于聊城的南冠之人。诗歌开篇描写南冠的艰难生活：“南冠累累渡河关，毕逋头白乃得还。荒城雨多秋气重，頽垣败屋深茅菅。漫漫长夜浩歌起，清涕晓枕留余澘。”一为南冠，就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除非乌鸦变白。秋雨荒城，破屋长茅，二人相坐浩叹。元好问接着用十六句的篇幅，吟咏曹得一出身富贵、风流倜傥、多才多艺、名满京城的往日风光，最后又用二十多句表现汴京城破后潦倒郁闷、怀才不遇：“黄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间愁。撑霆裂月不称意，更与倒翻鹦鹉洲。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灵活化用李白的诗句，“意到笔随，古语如己出”（陶玉禾《金诗选》）。该诗虽是为曹得一所作，却寄寓了元好问的淋漓感慨。

元好问自从进入仕途之后，县令、尚书省掾等职务工作相当繁忙，那期间他是官员兼诗人，就俘之后，官员身份退去，诗人角色凸显。生活在继续，诗歌也在继续。

对时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