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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在元代新诞生的一种新诗体。作为一个新兴的生命体，毕竟它是在传统文学和宋金元之际的诸多俗文学中慢慢孕育而成，所以它既有自己的特性，也有母体的遗传基因。散曲诞生于金元之际，到了关汉卿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有个性有生命力的艺术样式，与杂剧同成为元代文学的两大主流。关汉卿是元初文学家，他的杂剧独领风骚，辉煌于元代剧坛。他写作杂剧的同时，也留下近百篇散曲作品。

关汉卿的杂剧有其独特风格，于剧坛一枝独秀，相应的，他的散曲也有自己的特色。对于关汉卿散曲，我们说它有“蛤蜊”风味，那么关汉卿散曲的“蛤蜊”风味有哪些内涵呢？

一个作家的风格有主有次，是多样的。拿苏轼说，我们说他词豪放，的确他创作了大量的豪放词，但并非他的婉约词作得不好，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世公认。苏轼和关汉卿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各有建树，分别是那个时代的文坛领军人，这些大家的文学风格往往是多元的。从关汉卿散曲中不难看出，其散曲“蛤蜊”味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对他的散曲作品做仔细研究，可以从中粗略地总结出几点：粗野谐趣、自然质朴、清丽秀美。

一、粗野谐趣

散曲是在传统文学和宋金元之际的诸多俗文学中慢慢孕育而成的，是元代特有的文学样式。元代统治者不愿接受中原文化，不兴科举，施行民族歧视政策，加之一系列苛刻不近人情的统治政策，使得许多儒生失去传统儒生该有的社会位置和应有的尊严，他们被迫沦落普通市民阶层。随着环境的改变，相应地他们的创作环境也随之而变，他们的笔锋指向市井，凡市井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进行创作的原料。生活在市井，他们的精神产品服务的对象不再是上层名流，而是普普通通的市民阶层之诸色人等。这个群体文学素养不高，相应地对他们所要的精神产品就提出要求，他们要的是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懂听得懂的东西，最终达到消遣的目的，能带来心灵的愉悦。这就决定创作者必须迎合市民的口吻和喜好进行创作，高雅的进不了市民的生活圈，只有选择老百姓身边的事和物作为加工对象，用他们的语言来表现。基于诸多因素，作家在创作中就不再逃避市井的粗野谐趣。

而关汉卿本“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他所创散曲作品的“蛤蜊”风味更具粗野谐趣味。汉卿散曲之“粗野”是相对传统诗词而言，诗词讲求雅致，关氏散曲则俗滑；诗词贵含蓄蕴藉，关氏散曲则直白。如[仙侣·一半儿]《题情》：“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曲写男子深夜到女子房间，孤男寡女独处一室时的打情骂俏场面。“跪在床前忙要亲”写男子进屋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想法”，女子稍有些矜持，所以“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作者用口语将二人的动作、心态直白的道出，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又如写男女幽会的套曲[双调·新水令]中写女子出现时，竟然这样写。看到女子“髻挽乌云，蝉鬓堆鸦，脸襯红霞”。于是男子发出由衷的话：“袅娜腰肢更喜恰”。“怀儿里搂抱着俏冤家，摁香腮悄语低低话”，作者的话语好像一一部摄像机，将小情侣相拥在一起卿卿我我的画面一一摄录下来，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漏掉。“低低的问如花，终是个女儿家”写女子是处子之身。“好风吹绽牡丹花，半合儿揉损绛裙纱。冷丁丁舌尖上送香茶，都不到半霎，森森一向遍身麻”。五句话写当时之感，这不仅过于直白，甚至有些低俗。总而观之，关汉卿所写情事不是停留在含蓄的层面，而是明了刻画，淋漓尽致。这是传统的诗词文不允许的，但在关氏的曲作中却不然。

姚华在《曲海一勺·第四骈史》中说:“曲之事密而加繁,情亦随之,因而变异,不可究诘而事所由起,厥数孔多:雅之为琴书,琐之为米盐,艳之为裙裾,火亘之为冠带,蠢之为牛马,灵之为花鸟；或壮丽而为山河,或喧阗而为钲鼓,或轩昂而为裘马,或穷愁而为韦布;逸则为麈拂,旷则为革奚笠,离则为舟车,合则为酒食;为夫妇之破镜,为母子之断机,为朋友之鸡黍,为羁旅之翰简；武则兵称百炼,文则册号万言；旗既万幕,仗亦千骑；先生仗履留春,老子胡床弄月；时节则春饵秋糕,地产则南橘北枳,典重则鼎彝斑然,怪诞则龙蛇宛尔；综是殊名,以生多故。”这段话是说元散曲题材广泛驳杂，这里引来论关汉卿谐趣散曲也不为过。《汉语大词典》解释“谐趣”为“诙谐风趣”。关汉卿散曲中“谐趣”按内容分，含两个意义。

第一是为“搞笑”、“逗笑”而作,意在获得愉悦。作者以“娱人娱己”为创作目的第二是以“谐趣”方式来表达严肃深刻的思想内容。第一种“谐趣”是为单纯的“逗笑”而作，带有些许“邪”味；这里的“谐趣”则是作者特意安排，在轻松愉悦的后面隐藏着“庄”的内容。在关汉卿散曲作品中，[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就是典型，这样的风流才子少不了经常穿梭于青楼，玩乐于歌女娼优间，这些为世人所不齿的事，以为然，而是津津乐道，“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恁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作者不仅风流浪荡，而且还多才多艺，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嚥作会吟诗会双陆”。作者所会诸般，岂是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所为？

作者幽默俏皮地自况，“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蹅踏得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把自己说的十分怪诞。还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这是他顽强坚韧性格的宣言。这些言辞塑造了一个离奇荒诞的形象，读后的确给人轻松愉悦之感，但不得不引人反思。

像关汉卿这样的博学之士，尚得不到重用，那么这个马背上夺江山的民族能否治理好它的疆土？是否能给它的臣民带来福音？它的天下还能统治多久？如果这个“怪诞”的关汉卿是一个群体的话，那就更加恐怕了。事实也如此，这里的关汉卿不完全是他自己，而是元代许多有识知识分子的化身。作家不仅是嘲弄自己而娱己娱人，更是借以嘲弄社会现实，以引起世人对社会进行反思。

关汉卿散曲写得粗野谐趣，作者只不过是借“谐”喻“庄”罢了。关汉卿散曲“蛤蜊”味的另一特点即自然质朴。《辞源》对“自然”作三种解释。自然：天然，非人为，例引《老子》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造作，非勉强的，例引《后汉书》三十下《郎顗传》“存黄琼李固书”之“耽道乐术，清亮自然”；犹当然。依《辞源》所释，作为文学话语中的“自然”，当取“不造作，非勉强的”这个意义。所引例子中便是用“自然”评价“乐术”，“乐术”与今天音乐近。《辞源》解释“质朴”为“朴实”。关汉卿散曲的“自然质朴”即“不造作，非勉强的，朴实”。结合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这种自然朴实是说他的作品取材源于普通生活，写普通的人、事、物。[双调·沉醉东风]之“咫尺的天南地北”，写一位女子与爱人饯行时难分难舍的场面，描绘了一幅长亭送别图，一个娇媚女子在自家庭院里双手捧起酒樽，默默注视着“他”，没有太多的话语，唯有泪痕两道，慢慢浸湿了粉面。但是他深明大义，丈夫此行是为前程。所以强忍内心的苦楚，道声：“保重将息，前程万里。”短短的一个送别场景，这里没有雕凿的迹象，这是一个古今普通家庭的生活写照，是对善良贤惠女性的讴歌。关汉卿散曲所写之人，多是下层女性；所写之事，也是在普通市民生活的一个截取；所写之物，也是寻常之物。所要描写的人、事、物，所要表达的情感无一有失自然朴实之调。其次，这种自然朴实指关汉卿散曲的语言特色。王国维说:“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王国维说“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青”，反观白乐天，其诗文文辞是“老妪能解”；柳永词之特点是普通市民皆能歌之。他们的语言风格都是自然朴实，通俗易懂之典范。既然关汉卿与之相近，这种风格也是关氏散曲的风格。无论杂剧还是散曲，最初主要是服务于人们的听觉，而且它的听众主要是文学素养不高的市民阶层，他们只要求“听懂、听清楚”。

关氏散曲的自然质朴还表现在抒情方式上要求直接明快。刘永济评散曲特征说：“至若沉著痛快,哀感顽艳,固词曲所同尚,而曲尤得力于痛快顽艳者独多,其有风流蕴藉,含蓄不尽者,要已不能出词家之牢笼,逐亦不能称曲家之独造。”依刘先生的看法，曲中“痛快顽艳者”才是“曲家之独造”。关汉卿散曲中大有“痛快顽艳者”。如[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双调·碧玉箫]“你性随邪”中“负心的教天灭”等等，感情随性而发，毫无顾忌，爱就是爱憎就是憎，从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毫不含糊，感染力强。

由此看来关汉卿散曲不仅仅是“本色”，也有清丽华美的特点，而“本色”是他散曲的主要特征。如果说关汉卿曲之“本色”即“俗”，“清丽华美”是“雅”，那么他的散曲是雅俗兼备，以俗为主。